何清涟
2016年出现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当选这两大“黑天鹅”事件之后，欧洲急剧左转，崇拜共产主义的各种言论登堂入室。在英国，首相梅所在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种失利，主张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党工党卷土重来；在法国，欢迎移民与难民并许诺增进福利的资深毛粉马克龙在大选中获胜。全球文化冲突随着穆斯林人口大规模迁移更形尖锐，福山在《历史的终结》的预言破产，自由民主并未成为人类最后的价值形态，其师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大胆预言备受争议，却正在成为现实：未来世界必然会见证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根源在于被西方文明扩展遮蔽的多元文明重新兴起，西方的过度扩张带来了非西方文明的觉醒。
共产主义幽灵再度在世界游荡
亨廷顿没有预料到的是两点：一、面对伊斯兰主义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亨廷顿称之为儒家文明），西方文明会主动撤退，采取守势；二、在西方本土，西方文明进入自我反叛期。曾经被西方主流文明战胜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一幽灵开始在欧洲等地游荡。
自从难民潮冲击欧洲以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就纷纷表态拒收难民。“宁愿被罚款，也决不接收难民。”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一直备受欧盟与德法两国指责，认为四国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背景，导致其缺乏人道关怀。
极为吊诡的是，欧洲精英一边在谴责四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一边却又将欧洲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共产主义理想之上。法国大选，资深毛粉马克龙当选。这我倒不意外，因为法国这块土地几年前刚出了一本马克思《资本论》的效颦之作《21世纪资本论》，为了赢得大选，马克龙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策有统合左右之美：既倾向于市场化又强调强化社会保障；既要逐步削减财政支出以平衡财政赤字，又希望公共投资计划和减税等政策降低高企的失业率。但福利和效率是永恒的博弈，在法国这个偏爱享乐主义、能将社会福利折腾出400多种的国度，效率永远是失败退让的一方。马克龙做总统之后，其理想主义的号召，可能比其经济政策的实践更受欢迎。
在诞生了自由资本主义与亚当·斯密的英国，也出了一位公开表示认同马克思实行财富重新分配观点的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马克思认为改变周期性衰退的方法就是革命，通过暴力进行财富再分配，卡尼宣称，他部分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本质还是要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
马克·卡尼敢于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他并非孤立之人，英国有支持他的强大社会基础。今年6月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的胜利就是凭借一系列福利主义的承诺。在工党以“多数人而非少数人”（For the Many Not the Few）为主旨的大选宣言中，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和承诺包括：上调公司税至26%、引入金融交易税、强化国民保健制度（NHS）、增加假期，以 及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福利、工资政策。这些政策主张还包括对邮政、铁路重新国有化、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为国民提供免费育儿服务等等。这份宣言堪称工党自1983年以来最左倾的政治宣言，却帮助工党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美国的第一左派大报《纽约时报》受到欧洲左翼政治新曙光的鼓励，发表了《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的编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组织副主席Bhaskar Sunkara 的文章：《再给社会主义一次机会》，提出“我们或许可以不再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当成疯狂的恶魔，而是选择把他们当成用意良好的人，试图在危机中打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弄清如何避免他们的失败。”把这种将人类再次当作试验品的想法宣之于口。
中欧四国为何能躲避左派政治的裹挟？
与欧盟各国在左路上狂奔相比，中欧四国相对冷静得多，不仅没有为了政治正确去奉迎左派当道的欧盟，在国内也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中欧四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这四国成功地实现了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运动为核心的社会转型。
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中欧模式最堪称最成功，完成了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但因国家小不受关注，其转型经验当中，观察者提到的多是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推进，也会报导这四国开展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运动，但很少有人提及四国的全面社会转型。但社会转型恰好是这四国在价值观和道德层面上得以重建的根本原因，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转型不成功，就在于只有经济转型，拒绝政治转型，社会转型极不成功，以后另文述之。
对中欧国家的转型，中国不甚了了，甚至有一些知识分子宣布，中欧国家转型过程当中的基调是所谓的对共产党的宽容，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解，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歪曲。事实上，中欧国家社会转型有三项诉求：灵魂净化、忏悔、牺牲个人利益。
共产党下台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的艰巨任务，也就是说，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中欧国家的幸运在于其新政治精英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他们提出了三个对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的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是只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针对全社会所有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与自发地响应，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或洗脑。
所谓“忏悔”，是指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每个人都多多少少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个人的沉默，这属于默默的支持。所以，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认识到当时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然后要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些错误从自己的思维中一点点排除掉。忏悔不光是对共产党员而言，对工人也是如此，因为工人也多多少少接受了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的洗脑，很容易接受共产党讲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这些想法都属于忏悔的对象。
第二个口号“净化”指的是，忏悔之后，人们要把思维当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个过程是一个个人的思考反思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第三个口号是“牺牲”，主要是针对社会成员应该在转型期采取的行为，为了终结共产党体制，有必要为清除这个体制而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维护自己在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中欧四国知识分子在转型中的主导作用
前述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是原来的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进行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除了在价值和道德观念层面的变化之外，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当中，“牺牲”还表现在，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来的共产党政权的干部不得不作出一些个人的牺牲，比如提前退休。由于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一是“牺牲”，而不是“一切向钱看”，在舆论压力下，社会各阶层都为转型做出一些牺牲，而不是竭力从改革中捞好处。
中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推行“忏悔”、“净化”、“牺牲”这三个口号，有一个大背景，即很少有人敢反对这样的口号。原因是，中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所以，在这些国家，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是划等号的。在这些国家，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是直接挂钩的；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苏联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唾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因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
正因为中欧四国的社会转型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民众对知识分子的理念的尊重与接受，这四国才能成功转型，并在欧盟政治日益左倾之时，保持自己的清醒。中国目前朝廷扶持周小平，底层反对知识的傲慢，知识分子被朝野共同打击并藐视，并非中国之福，因此很有必要介绍中欧四国的转型经验：在反抗共产党专制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战胜官方话语体系，成功主导了社会转型。
注：进入21世纪之后，在国际社会，人们讨论原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转型问题时，已经不再使用东欧国家这一概念，而是按其转型成功程度分成四个板块：第一板块“中欧国家”是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第二板块“波罗的海三国”；第三板块“巴尔干国家”；第四板块是欧洲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小国”之外的前苏联各成员国。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7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communist-20170705/393040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