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敬告读者：为了让读者对中国经济公私之变有完整的了解，本文保留了一些以前发表过的内容。）
国企改制让中小国企经理变身为资本家，是中国政商关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之后，中国政商关系进入关键性转折，商界精英正式成为中共统治的重要同盟，这表明中共统治更换了统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还在，但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连名义上的也被正式放弃）。
中共悄悄更换了统治基础
中共政府对商人的崛起相当在意，有过不少未对外公开过的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国政商关系面临双重制度诅咒
人民论坛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紧紧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面临与生俱来的双重制度诅咒当中。
第一重制度诅咒是官员们“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ii 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一些颇有社会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这场讨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在每道关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政商结合的制度管道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破除，他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挺进政坛之路，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未变革的情况下，这条道路既方便了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获得政治保护伞。
“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后，本人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同年6月，作者在上海欧亚管理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是“两实一虚”，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实指，执政集团代表“先进文化”也是实指，经济精英被吸纳入中共，因此这“两实”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一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终究还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说是“三个代表”，其实全由中共代表了。作者以上言论被视为是讽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笔“新帐”，加上此前《中国的陷阱》（国内名《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中共当局记下的“老帐”一道清算，作者遭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职、禁言与全天候监控。2000年7月，作者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离奇的车祸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月出走美国。《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则被撤职，在50岁盛年被强令“退休”。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在这场讨论中，为企业家原罪辩解并反对追究原罪的人，占据了最终的话语优势。但社会讨论中反对追究原罪，毕竟不是政府正式赦免，这为中国政府掌控商人阶层留下了很方便的制度通道。
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美国高盛前董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以“他改变了中国”作为江泽民传记的标题，那么，江泽民到底改变了什么？
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问世，中国当局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中国政治俨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胡锦涛执政十年，对江泽民立下的政治规则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继续吸纳富翁。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年西方媒体的“两会”报道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两会”的富豪人数，以及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
2015年两会前夕，《纽约时报》报道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
中国“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总值相当惊人。据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被中共宣传品称之为“金钱帝国”的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8万多亿涨到3万多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经济一席地位：为公有制经济拾遗补阙。江泽民让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在主张消灭私有制、视资本家为剥削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确实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此前，无论是什么学术大师，都无从设想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结合，主动结合者当作一种恩赐，被结合者心怀忐忑，婚床之间始终存在一道裂缝，一有风吹草动，裂缝就会扩大。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掌门人以来，中国商界一直胆颤心惊地看着这条裂缝逐渐扩大，危机感不断加深。
西方左派知识精英一直在梦想要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相结合，提高效率，2017年8月，马丁·桑德布在《从列宁到雷曼兄弟：谎言的代价》阐述了这一梦想，但他显然不愿意承认，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就是二者结合的范本，他们总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能够开出一朵芬芳艳丽的花朵。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3年9月13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conomy-20170913/40282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