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不论对于内部生存者还是外部观察者，中国都是一个神秘之国，对这个社会提出切中肯綮的论断难上加难，敢于预言其未来和前途者往往铩羽而归。但是，论说中国又是一件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事，各种人物都愿意对此一试，于是，我们读到在五四时期访问中国的西方哲人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政坛一代枭雄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也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无畏青年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世界的目光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一方面，中国迅速成为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艳慕与仰视，另一方面，它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敌视与否定，令人不安与惊愕。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太平盛世”的赞誉和“即将崩溃”的预言各不相让。

何清涟、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对中国这个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会，对这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体检和准确的诊断，对中国的未来做了理性而审慎的预言。作者的立场与“太平盛世”论截然对立，但对于“即将崩溃”的预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暂时闪光的GDP数据，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平等、损害生态环境安全、透支未来的发展与福利换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危机早已出现。由于问题产生于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机的办法，将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作者进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把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市场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为所欲为、所向披靡、“创造奇迹”；同时让当权者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化公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国模式”的一时喧嚣、现政权的表面强大，以及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统治权就本质和长远性而言没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和许多西方学者使用的概念“市场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我估计，本书鲜明的观点、犀利的剖析，不会让所有的读者轻易地接受。许多关心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现实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中国的现实有距离和隔膜，或者由于生存条件与利益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点：其实，早在20年前，作者已经在其引起轰动的《中国的陷阱》一书中，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在那本书中，作者对于借改革、开放名义进行的猖獗的寻租活动、疯狂的“圈地运动”、骇人听闻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了大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容乐观的预言和警告。20年的事实证明，作者的不祥预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态的恶化发展与作者敲响的警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本书对于中国问题诊断的准确性，用不到20年，不但会得到证实，而且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肯认。

面对同一个中国，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和结论？其实，社会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对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运动，人们能找到一百个理由谴责，也能够找到一百个理由赞扬，遑论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阶段的中国。对一个时代和社会做出正确判断，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良知和见识。剧变中的中国呈现出多个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有被殴打抓捕的访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奥运会金牌，也有成千上万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结石宝宝。中国漫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低下的国民素质，都可以成为为缺点、错误甚至罪恶辩解的口实。那些带着度假、消遣、猎奇心态到中国来采访和写作的人，完全有理由惊叹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过东京和巴黎，那些满足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国际组织的官员，拿出“中国第一”的报告似乎是有根有据的。

如何论断中国、诊断中国？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如何鉴别莫衷一是的意见？如果现实本身不能自动提供答案，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启示。

苏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义吸引人们的赞誉，其粗暴、混乱和不人道长期得到原谅，像罗素、胡适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学问家都对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一度神往，但最后，他们基于大镇压和大审判的事实作出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以纪律和效率，劳工福利和社会净化（相当于今日中国的“扫黄打非”），其震撼力超过北京奥运的柏林奥运令世界瞩目，但最后证明为正确的是卡尔·雅思贝尔斯、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讴歌法西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学者。

只有进入历史，才能对人类迄今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导性原则方面达成的共识具有信心。现在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很相似，那时西方对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乱阵脚和称赞法西斯的短视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习西方的势头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模式似乎是另一种文明的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溃而不崩》既是一份诊断，也是一副清醒剂。本书作者兼具经济学家的实证态度和历史学家的长远眼光，在苏联东欧的转型参照之下对中国现实进行深透分析。读完此书后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只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认识中国并不是太难。应该说，目前对中国形势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中国知识界的见识固然是一种考验，但它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如梁任公一辈面临欧洲凋败之局遭遇的考验那么严峻。

人们会问，丧失道义、百弊丛生的现实，难道不是蕴含着否定自己的契机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是相信“压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吗？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表现出了理性的、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单纯为义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虽然当前的问题和危机是难以化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现政权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崩溃，中国社会的病理状况是衰朽和溃伤，随着时间愈发加深的衰朽和溃伤。中共现政权可以凭借对社会不计成本的控制，对民间力量变本加厉、毫无节制的打压，以及巨大的惯性在可见的将来存活。

作者持之以恒地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中间刚好经历了20年。这20年，见证了作者思想和认识的深化——从呼吁以深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困局到对于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诊断；这20年，也见证了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态度和情绪的转变——从抱有最后一点希望到完全绝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改革”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维系信心的一面旗帜，人们把落后的、丑恶的现象归结为某种改革尚未进行或者进行得不彻底，归结为保守派的阻扰和反对，人们以为推动和捍卫改革必然带来进步，就是在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改革不过是为当权者提供了把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的良机，改革成了这些人瓜分国有资产的游戏和盛宴。从《中国的陷阱》出版到《中国：溃而不崩》发行的20年，就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改革，“改革”这个词汇的正面意义丧失殆尽的过程。

是改革在行进的中途变了味并且越来越变味，还是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即使在中共开明的领导人那里，改革的“救党”功能与“救国”功能也是没有厘清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的地位和党的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来说，党的利益自动地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搞了40年，中国被搞成了一个不加掩饰的以血缘为经度，以亲朋为纬度，国家的所有资源均为党产的红色帝国。这不是改革方针政策的变质变味，而是改革逻辑的必然展开，改革本性的顺理成章的显现。

粗鄙的共产党人不去理会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他们当初打出大旗，上面写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经过无数的失败与灾难，他们的生存策略变为“依靠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4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内部是一个核心、高度统一、很少杂音，在外部也有点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模样，时不时还上演一出万国来朝的好戏。

但是，正如本书所揭露和剖析的，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其实已患沉疴，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存活下来，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虽然可能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人类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2017年5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