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一、怀旧与国运
年青人向往未来，而人老了就会怀旧，这一切都很自然。怀旧乃人间常态，难道关乎国运？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早晚会走上选举政治的道路，而从选民们如何怀旧，就可以判断他们投票的意向，进而从中发现这个社会政治转型走向的奥秘。不过，对这个问题，与其开篇便虚说一番道理，还不如从一个俄国红三代的怀旧故事讲起。20多年前我曾偶遇一位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从与他的对话中深受启发，因此明白了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转型不是一个弃黑选白的简单过程，转型需要人们的自我洗涤，而多数民众是否愿意这样做，决定了政治转型是从黑变白，还是从黑变灰，甚或以黑代黑。
1、“八月政变”和“十月革命”：在俄国对错难辨？
苏共的亡党亡国起于1991年8月19日该党保守势力发动的“八月政变”，政变失败后，苏共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从此寿终正寝。“八月政变”的结局意味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被否定，在我1995年第一次赴俄国专门考察其私有化之前，自以为这早就是当地的社会公论了。其实，我大错特错了。待我参加了俄国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学术界经常简称其俄文缩写IMEMO）以及经济研究所的几次内部讨论会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俄国学者们的看法实在是五花八门，可以说，转型已在途中，思维仍在旧时，但当时我从他们的学术话语中找不出原因所在。而我与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一场谈话却如同一道闪光，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从革命到民主化，政治上的黑白可以是分明的，但人们头脑中对过去的认识（即怀旧的产物），其实是不会被新的宪法或政党纲领所左右的；怀旧，更大程度上受情感支配，而这种情感往往是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理性思维难以理解的。
“八月政变”4年之后，在9月晴朗凉爽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在莫斯科国民经济展览馆广场上偶遇一位俄国老人，他自我介绍是前苏联外交部高干、驻澳大利亚大使，我也说明了自己以前在中国的国家体改委工作，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专门来俄国研究他们的转型。随后，我们之间的闲聊竟延长成一场长达5小时的谈话，而话题就是怀旧。我对他的提问，从莫斯科政治历史博物馆门口展示的两件历史文物开始。其中一件是参加“十月革命”的装甲车，看过《列宁在十月》这部苏联电影的人想必都有印象；另一件是“八月政变”时被坦克撞坏的“临时街垒”——一辆无轨电车。我问他：为什么这两件历史文物会同时展出？如果是纪念民主化的艰难，展出这辆被撞坏的无轨电车似乎是理所当然，但同时又展示参加“十月革命”的装甲车，两者没有矛盾吗？这位前大使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所以不应该再展示这辆装甲车。我问他：你支持民主化吗？他回答：当然。再问：那你赞成“十月革命”吗？回答还是：当然。我追问道：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两者之间，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应该肯定吗？
我这种非黑即白的问话让他笑了起来，他不觉得这是冒犯，而是表现出一种遇到知音的表情。接下来他把话语从英语改成了俄语，我们的谈话也进入了交心状态。他说：从政治角度看，你的问题问得对，本来应该属于是非分明的问题，只有一种答案，不可能“十月革命”和民主化都对，但是，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这不是个是非问题，而是情感问题；假如你是个西方国家的记者，我就会回答“你们不懂”，但你是中国人，也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我这样讲，你是应该懂的。这位前大使解释说，他家算是过去的红色精英，爷爷当过赤卫队员，见过列宁，获得过勋章；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是外交部高干；他自己也属于高干。他说，民主化当然比以前的制度好，他们家的人都赞成；但是，在他的家庭里，否定“十月革命”，就意味着朝他的父亲和祖父脸上吐唾沫，把他们的历史贡献贬低得一无是处，对他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不想否定“十月革命”，但也支持民主化。我的感觉是，他的这番说法，在同族当中或许是平常得不值一提，对西方记者谈是对牛弹琴，遇到我则是难得地一吐为快了。
2、拥新又怀旧，是非不足道？
对这位前红色精英的话，作为外人，我不打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表态，毕竟那是别人家的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拥新又怀旧、是非不足道”的说法，有没有普遍性？假如有，其原因何在？我作为一个从经济和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学者，知道他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例，相反却相当典型，他的坦率回答点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即转型国家的许多民众（当然也包括前红色精英），并不会因为赞成民主化而放弃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怀念。
我认识苏联的民意调查之父保利斯·格鲁欣（Boris Andreevich Grushin），他在民主化之前创办了一个非政府民调机构〔以前称为“全苏民调研究中心”，1993年改名为“俄国民调研究中心”（缩写VCIOM）〕，该中心从1993年开始，每年就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发表4次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我搜集了该中心所有的出版物，发现这些数据提供了相当完整的关于各阶层对转型时期主要话题的看法。这些数据表明，那位前苏联大使的个人看法并非个别旧既得利益者的固执，在社会各阶层，持有类似看法的人为数甚多。在政治层面，红二代、红三代如此怀旧，毫不奇怪，但多数工人对“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和“企业内民主”这样的红色教条居然也相当认同。一方面，工人们对厂长经理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洗脑使他们倾向于接受这种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视之为理想状态。至于对经济体制的认识，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只有17%的民众无条件地赞成市场经济，大约25%的人对市场经济基本上表示正面态度但抱有某种疑虑，还有25%的人则持负面态度；而对市场经济表示疑虑或不满的人，主要担心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私有制，由此将产生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这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造就的价值观念，“40后”到“60后”的几代中国人无不熟知。
3、在“列宁煮牛奶”的那个房间里：“切碎历史，避谈是非”
当时我在俄国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成年人对转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经历，那么转型期的俄国中学生正接受什么样的政治和历史教育呢？那时我仔细看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政治历史博物馆，也翻阅了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果发现，博物馆的展览和教科书的编写基本上采用了一种“切碎历史、避谈是非”的做法。
圣彼得堡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总部，我看遍这个关于苏联历史的博物馆里所有的展物，发现找不到两个重要的名字：列宁和斯大林。博物馆提到了“十月革命”，但未涉及列宁；介绍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我只在展出的一件朱可夫的元帅服的袖口上，发现一个当年缀上去的小小布条，上书“此元帅服由斯大林元帅所赠”；在关于整个苏联历史的介绍里，除此之外，“斯大林”是完全不存在的。馆中只介绍了苏联时期的三位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展览馆没有歌颂“十月革命”，却展出了“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屠杀发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波罗的海舰队数千水兵的史实和照片。
此博物馆的二楼就是《列宁在十月》里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煮牛奶的那间办公室，一切陈设与80年前完全相同。我步入房间，空无一人，也空无一字。我回头问在展览馆工作的老太太：这是谁的办公室？她微笑着说：你知道的。于是我笑问：何以见得？她回答：你既然这么问，看来你熟悉这个房间了。接着她反问：你从哪里来？答曰：中国。她笑了起来：你们中国同志一定看过《列宁在十月》，不记得这个房间了？我说：当然记得，可是，为什么没有介绍呢？她回答：（上面）说了，不要留名字……
我又查阅了俄国当时高中生的历史教科书，发现教科书的编写和展览馆的展出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把历史切碎，拿走那些会引起激烈争论的历史片段和人物。在民主化之后的俄国，中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两德统一以后，在原东德地区，主导国家政策的原联邦德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虽然西德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从未在红色专制下生活过，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是左派，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并不反感。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指出中国当代官史里两个30年的相互矛盾，这其实是注意到俄国转型期这一历史虚无主义做法之后而得到了启发，“避谈历史是非”，同样也发生在中国。
这种同时发生在俄国、中国和东德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难道只是巧合吗？这三个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不同，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其实，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有它的社会基础，而这一社会基础的共同特征就是转型期成年民众那沉淀在记忆和下意识里的原有价值观。以俄国为例，在1990年代的俄国社会里，人们对苏联历史和前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形形色色，不同观点之间很容易发生争执和对立，比较典型的是，受过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与原红色精英根本无法就历史达成共识。我曾经听知识分子严厉地批判斯大林，也在距圣彼得堡几百公里的乡下农宅里听老太太们怀念地唱“红歌”（苏联时代的歌曲，许多歌中国人也熟悉）。在俄国的转型初期，无论是叶利钦当局，还是多数俄国民众，都没有完整客观地评价历史是非的意愿。当局用这种“切碎历史、避谈是非”的方法来处理历史，社会可以达成表面上的和谐，但是，掩藏历史是非的企图却埋下了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雷区，因为，论史既然避谈是非，则前朝今制不过是新旧之别，对错不显，遑论抛弃旧朝的种种残念。
如今，德国统一已经25年了，但两德之间在价值观念上仍然远未统一。在俄国，转型犹如回旋之流，徘徊不进，总也走不出过去；将来中国一旦出现政治转型，其转型之路会与俄国有天壤之别？
4、在怀旧情感的背后：价值观念的支配性影响
我之所以关注俄国青少年在转型期接受什么样的历史教育，目的是对比转型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与其父辈、祖父辈社会化过程的异同，从而观察转型国家的未来一代在多大程度上会与他们的父祖辈截然不同。一个人的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告别孩童时代、步入社会的过程。他们不再是孩童了，即将变成社会中的一个成年成员，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从社会上接受多种看法、话语，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三种人，按照青少年的年龄幼长阶段来分，起初是家长和老师的影响最大，到了青年时期则同伴的影响变得更大，但家长和老师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社会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多数社会成员在社会化阶段形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以后很少改变，并将潜在地支配他们一生的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依赖于人们以其价值和道德观念来指导约束个人的行为。比方说，什么事是正确的，什么事是错误的，错误的事可不可以做，对每一个人来讲，影响、约束他行为的乃是他的道德观念；同时，应当追求什么，不应当追求什么，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决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社会，政府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对其较少干预，中小学教育也没有统编教材和官方拟定的教学大纲以及强制背诵要求，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一种社会的自然传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集权政治不但对社会实行强制而严密的管控，同时力图由官方灌输一套“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取代甚至摧毁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不但青少年的教育如此，如同朱学勤所比喻之“喝狼奶”，而且成年人也不得不按照“政治学习”的要求，把自己变成“社会主义新人”。毫无疑问，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政治转型，过去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就不合时宜了；但是，人们并不见得会自发地清除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念，甚至也不见得完全厌恶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而在中国，情况就更加复杂了：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20年前就被抛弃了，“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念”早已被社会现实所否定，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价值迷茫，但是，课堂上却仍然还在重复昔日的教条。这种荒诞剧般的教育虽然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却正教出一代又一代价值观畸形的年轻人。
5、变制与变人：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
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对此，相关各国都有共识。但是，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样一个问题：转型时期最大的难题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民主化最难。但是，即便日后民主化从天而降，国民将会如何投票？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者普遍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错把彼乡当家乡。他们以为，既然一个国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么国民的大多数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按照民主国家公民的通常偏好来投票选择支持民主制度的政党和有利于巩固民主制度的政策。西方学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转型国家选民原有的价值观念是不会随着民主化而一夜之间一风吹的，以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或许可以短期内改变，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却不可能如此剧变；制度可以重建，人却依旧不变，这就是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
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进入转型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会同时受到新、旧两种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除了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能够且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之外，大多数成年社会成员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影响他们对转型的期待和评价，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包括投票行为）；而转型时期的青少年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则对今后转型过程的走向有决定性影响，他们的父祖辈早晚一天要辞世，如果到那时候转型尚未完成，则转型初期青少年们的价值观念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完成转型，或者转型永远在途中。由此我发现，决定一个国家转型期长短的，其实不是经济实力、宪政制度设计、社会福利制度，抑或政党政治运作，而是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因为转型期社会成员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有的国家转型期只有短短几年，有的需要几十年，还有的国家则可能要走漫长的上百年转型道路。
怀旧之所以关乎国运，不但是因为怀旧者的行为是一面观察社会价值观实况的镜子，还因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倾向将决定国家转型的方向。民众怀旧虽然可以是完全个人的、私密的行为，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怀旧者往往更喜欢在同龄或相同经历的群体中寻求因互动而带来的精神满足。人们怀旧时往往下意识地用既有的价值观对过去作选择性回忆；或者反过来说，许多人怀旧的内容，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好坏的。单纯从怀旧的角度看，这似乎并无大问题；但是，从转型的角度看，当许多人的怀旧受到原有价值观的支配，这就会阻碍国家转型的进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人们的怀旧，与其他国家民众的怀旧不同。别的国家没有转型之变，价值观自然延续，怀旧或许无关社会进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当中，转型本身需要多数民众价值观的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并不会自然发生，如果因为对转型期现状的不满，而在怀旧中把原有的价值观投射到对现实和未来的期待上，便会强化旧价值观念的社会影响。我将在今后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价值观转型的决定性意义和各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
二、历史重墨岂无痕
今天在中国，人们经常会谈到一个社会现象，同一个微信群里的中学同学、插队知青、兵团战友们，因价值观不同，对时事的认知差别越来越大，甚至语言对立。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倾向，人们对现实和历史的认知差异导致社会观念的明显分化。分化从何而来？这就是我想探讨的问题。
自从1978年开始，中国已经走了差不多40年的改革之路，但至今改革这个口号还是政策文件的关键词，这表明，中国仍然徘徊在改革的中途。关心中国前景的人，都非常关注政治改革，却很少有人考虑过价值观转变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如果选举政治一旦建立，左右选举结果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事实上，是选民的价值观决定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政策口号和政治人物。不久前俄国刚完成了新一轮国会选举，实行威权统治、打压反对党的普金，让自己扶植的傀儡政党囊括了大多数国会席位，而厌恶普金的少数选民只能拒绝参选以示不满。1991年俄国开始民主化，25年之后却似乎离真正的民主越来越远，近日戈尔巴乔夫说，普金正拉着俄国回到过去。然而，普金今天能够得势，难道不是俄国选民一步步用选票送上去的吗？我关于转型问题的上一篇文章“怀旧与国运”，谈到了叶利钦当局20年前拒绝清理红色价值观。俄国的宿命所折射的，其实就是红色价值观继续在选民中发挥影响、威权领袖操纵政局、政治进步遥遥无期的困境。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的转变，是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个话题在中国至今仍然混沌不清。
1、红色价值观：版本常换，灌输依旧
每个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虽然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治演变，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里有很多内容是陈旧落后的，比方讲男尊女卑。但除此之外，仍然还有不少内容属于应当继续坚持下去的是非标准，比如诚实不欺就很重要；另外，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乐于互助这样的社会关系，也建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现在有些80岁以上的老年人回忆说，5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人多好啊。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是因为中国旧的价值观念还起着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看作是威权主义政权，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威权主义政权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支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即实行思想专制，它不仅全面控制人的行动、言论，而且要支配人的思想，以此达到最彻底地统治人的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都会实施“思想改造”，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迫使老百姓学会“站队”，不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另一方面，把所有媒体都变成喉舌，同时由当局统一编写教科书，“从娃娃教起”，把官方意识形态教条灌输到人们头脑中。久而久之，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反复灌输的宣传教育充斥头脑，所谓的“受党教育多年”，其实也就是被灌喂“狼奶”历经有年。当然，“思想改造”不可能完全彻底，人们多少还存留一些与官方宣传不一致的想法，但为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生存下去，人们学会了“公众场合讲假话，私下场合讲真话”。
在文革初期，青少年多半以为，党和领袖说什么都是对的，绝不可质疑；不仅如此，还要为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师生、亲属、同事、朋友之间，则按照“革命”、“反革命”的标准界定亲疏。今天，中国人看到北朝鲜老百姓对金家祖孙三代的顶礼膜拜，可能觉得荒唐可笑。其实，文革初期，中国人谁没有经历过每天必行的“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至于跳过“忠字舞”的，恐怕也不在少数。我1969年春在安徽农村插队时，到全椒县汽车站买票乘车，当时售票员大喊，谁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不许买票。如今，“忠字舞”并未老去，它再度走出历史，回到了人间，在广场舞里重现痕迹。
红色价值观懂得“与时俱进”，它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的机械教条，而是经常随着当局和领袖的需要不断变换版本，即便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也毫不惭愧；而灌输者则从不承认，它弃用的旧版本曾经误人子弟，甚至害人终身。比如，50年代前半期中苏蜜月阶段，老百姓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凡有人胆敢批评苏联或“老毛子”当年占领东北时的“燥性”，就可能被打入“另册”，那时谁要是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绝对属于“偷听敌台”，可判死罪；等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企图因“大跃进”政策的彻底失败而破产，中苏从政治对立走向边界武装冲突时，苏联就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又奉命改把“反修防修”当作崇高使命，于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变成了“敌台”，“解放全人类”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革命理想改成了中美友好；改革以后“狼奶”又变了版本，“富起来”成了红色价值观的主题词，“实现共产主义”变成了“三个代表”，但是，“富起来”的手法是否正当，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题却被塞进了故纸堆，连《共产党宣言》的单行本也停止发行了，以免老百姓读后有“非分之想”。不管红色价值观的版本如何变换，灌喂“狼奶”和禁止独立思考的体制总是一脉相承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早已被抛弃的旧版红色价值观，也不得“妄议”。
2、原国企工人怀念文革：旧红色价值观拷问新红色价值观
50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心中默默地怀念文革时代，而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养老的原国企职工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是文革时期的受益者，也是被改革抛弃的社会遗产。昔日的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不单纯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滑落，还源于他们信奉的红色价值观与当今中国的转型现实格格不入，但是，这是国企工人们的原罪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工人阶级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共产党建政后都致力于消灭私有制，然后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此对应的政治教条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是党委或厂长管理下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受到尊重，其实作不了主。唯独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治下的国有企业工人被赋予了“领导一切”的“重任”，许多工人造反派骨干不但在工厂里成为革委会成员，而且被派到教育、文化单位去当“工宣队”，成为这些单位的“当权派”，可以“作”许多党员干部的“主”。对这种工人阶级“主人翁”价值观与政治现实的独特结合，国企工人们自然是赞赏的。虽然这一短暂的辉煌很快就结束了，“文革”后工人们重新恢复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但当年曾经的“当家作主”却铭记在心。
国企工人文革记忆的另一侧面，则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相对优越的经济社会地位。在那个年代，国企工人的工资虽然被长期冻结，但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和基本生活品供应，还可以“出勤不出力”，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几乎可与部队的连以上干部比肩。当时，北京、上海的国企工人尤其能体验到优越感。1970年北京的中央党政机关干部和高校教工大批迁往各地“五七干校”之后，北京几乎成了半空的城市，当这些机关大院的家属子弟们惶惶然地遗弃家具杂物、离别旧家、移居乡下时，国企工人成了在首都安居乐业的主要人口。而上海的国企工人则一面享受本地丰富而优质的商品供应，观赏着全国各地民众对沪上日用品的倾心向往，一面欢送工人造反派骨干源源不断地迈进中央。当时，相对于生活艰困的农民和插队知青，以及在“五七干校”里长期务农的机关干部和文化教育单位人士，城市里国企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确实要优越得多，似乎前景良好。“师傅”这个工厂里才使用的称呼，也因此成为社会上对他人的流行尊称。
80年代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动国企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1988年春中国模仿苏联，颁布了《企业法》，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会为其执行机构。这个法律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但进一步肯定了官方意识形态里关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业民主监督等理念；虽然工人阶级不再“领导一切”，但当时的企业改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厂内民主”理念。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厂内民主”从来就行不通；但是，中、苏两国秉承意识形态教条、坚持“厂内民主”这一理念的客观结果是，它深深地形塑了国企职工的价值观。在中国，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到“厂内民主”，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价值观一变再变，但对这些变化，官方从来只调整宣传的重点，却从不清理“陈货”，在国企工人的头脑中，旧版红色价值观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他们判断后来历史变迁的种种是非曲直，恰恰是从旧版价值观出发的。
进入90年代之后，国企的制度顽疾明显暴露，亏损日益严重，于是国企工人成了改革对象。当局先是提出“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口号，到了1997年，以“改制”的名义，中国推行了国企全面私有化，国企管理者不费分文便成了企业主，国企员工则被要求“为改革牺牲”，纷纷下岗(详见我今年6月22日的文章“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国企私有化的冷酷结局，为含义模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新版红色价值观作了最清晰的注释。从此，原国企工人们开始怀念文革时代，虽然不过是无奈的表达，但也映射出意识形态宣传的窘境和他们的价值偏好。这样的价值偏好，不就是当年灌输的成果吗？既然灌输无错，红色价值观的“与时俱进”也不错，那么，被灌输者用旧版红色价值观拷问新版红色价值观，不正是灌输体制为自己栽种的苦果吗？莫谓原国企职工垂垂老矣，他们的社会认知会影响其下一代，在将来的选举政治中开花发芽。
3、“拒绝遗忘”VS“拒绝否定”：少数与多数的价值观对立
红色价值观伴随着几代人的人生历程，但具有一段相同人生经历的人，现今却未必抱持相同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分化，看上去像是造化弄人，实质上却是红色价值观印痕浅深的表现。这些年来，在经历过文革的人群里，有“拒绝遗忘”和“青春无悔”这两个流行说法。《拒绝遗忘》——钱理群关于反右运动的书名，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史中种种磨难的独立思考；“青春无悔”，则是昔日上山下乡知青的一种自我讴歌。“拒绝遗忘”和“青春无悔”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历史的态度。“拒绝遗忘”是警醒国人，勿忘国难，从中总结历史教训；而“青春无悔”之说，听起来有点奇怪，似乎与常情相悖。文革期间1,600多万城市中学生被迫上山下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组织”的压力下，不得不离城别家，远赴乡村边疆，其中自愿者为数寥寥。他们在农村历经艰辛之后，难道就幡然醒悟，从被迫上山下乡变为自愿“扎根农村一辈子”，因此而“无悔”了？其实，少数因婚嫁而真留在乡村直到今天的当年知青，现在并不唱“无悔”的高调；而倡导“青春无悔”的，早就返城30年了，他们几乎都是“上山下乡一阵子”，绝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头，所谓“无悔”，不过是一种矫情而已。然而，从这个现象却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即“拒绝否定”，这绝不限于知青，也不是只有成功者才总想肯定人生历程的过往步痕。
敢于面对历史、反思历史的，始终是少数。他们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丰富社会历史知识的知识分子（即intelligentsia当中的一部分人，原词借自黑格尔），但他们的公众影响力时常被压缩；另一类是人生当中经历过磨难的人，典型者如文革时期受过迫害的老干部和教育、文化界人士，不过，他们的眼光因人而异，许多人的反思只是诉苦，对事对人不对制，恐惧犹在。而社会上的成功者，比如我在这组系列文章里的第一篇“怀旧与国运”里提到的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对他自己以及上一辈的社会地位和人生经历，自然不愿否定。中国的红二代当中，能像罗瑞卿家的罗宇和罗点点那样反思历史的，实属凤毛麟角。即便是人生当中仅得一度风光者，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大学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蒯大富，文革时期的上海红人徐景贤、朱永嘉，他们落难后撰写的回忆，虽不免留下落寞的笔触，但都不肯否定自己的当年，更不曾因弄潮落水而生浓浓悔意。文革时期的国企工人如今怀念文革和毛泽东，其行为亦属“拒绝否定”，不过他们当时的经济社会地位与红色价值观相互匹配，对旧日留恋，不为无因；相比之下，倒是脱离了乡村的当年知青，如今若唱着“青春无悔”，反而有几分荒唐。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劳作，无论如何不会是自己人生当中的得意时光；他们上山下乡时的经济社会地位落到了社会底层，亦难支撑红色价值观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主旋律；而他们现今用“青春无悔”去迎合旧版红色价值观，其实是拒绝否定自己的人生低谷，也因此客观上为当年的红色价值观作了背书。这样的思维定式，其实与今日的愤青有相似之处。
在红色价值观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能够主动自觉地反思历史、告别红色价值观的人群只是少数，而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却出于种种原因，默认了新旧各种版本的红色价值观。当下在时事认知方面的社会分化，实源于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中俄两国皆受制于此。下一篇我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价值观变迁会决定转型国家的国运。
三、转型三叉路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纵贯几十年的大事件，其一是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与灭亡，其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消失。苏联是消灭法西斯政权的主力之一，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创建者，最后却随这个阵营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逝的还有苏联输出的斯大林模式。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是苏联解体的必然结果，那么，斯大林模式的死亡，则是该阵营各国的选择；除了朝鲜选择以王朝替代斯大林模式之外，所有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上了转型道路，当今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名实相符的原版社会主义国家了。既然斯大林模式已被各国彻底或部分淘汰，则制度转型乃历史之必然，似属无疑。那么，何谓转型成功？诸多转型国家道路各异，进程不一，各国学者们对那些早已完成转型的国家似乎兴趣缺缺，从未见他们总结出这些国家成功的转型模式，迄今为止，唯一被冠以转型样板的只有“中国模式”。但近两年来中国对“经济奇迹”的歌颂，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对经济泡沫的关注，“中国模式”是否会“崛起”，好像成了个问号。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历程当中，中国究竟是走在排头，还是排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转型将出现什么结局？事关家国命运，这自然牵挂着国人之心。我多年来一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借写这篇短文的机会，略陈陋见。
1、“摸石过河”：此岸彼岸两不明？
身为中国人，无不熟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一语。但是，从近40年前开始“过河”，至今中国的改革仍在“深水区”中转悠。为什么在许多转型国家，经济改革如同半尺之水，抬步可越，而唯独在中国却如此“水深”难渡？或许，问题就在于，中国式“摸石”改革实际上是此岸彼岸两不明：所谓“此岸”，出发地也。为什么非“过河”不可，站在原地为什么不行？邓小平只有一个实用主义的说法，“过河”后日子会更好。今天来看，“过河”，无非就是抛弃计划经济。只是，在陈云这尊计划经济的护法神去世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敢公开批判计划经济；而当中国20年前悄悄完成了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当局又埋没了这个“伟大成就”，以致绝大多数国人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留。所谓“彼岸”，目的地也。抛弃计划经济之后“下了河”，对岸会有几条路？在中国这至今仍然是个不宜触碰的问题。正因为此岸彼岸两不明，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其实，不是看不明白，而是不愿意看，埋头只在“河”里转悠，即令只有“半尺之水”，似乎总也深不可“摸”，以致许多80后或90后视所有现状为理所当然，而对“此岸”、“彼岸”却不免懵懂。
其实，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来看，“过河”之举，一目了然，就是部分或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实行制度再造。“过河”之前，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站在斯大林模式这个制度架构之上；此处之“河”，即旧制度的窠臼，如果舍不得彻底抛弃旧制度，“过河”就变成了脚下挖井，自然越挖水越深；而“彼岸”无非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没有别的制度模式可以挑选，但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可以有几种不同组合，所以，“过河”之后并非“华山自古一条道”，而是面临“转型三叉路”。关于“转型三叉路”的判明，是我在转型研究中的体会，本文和续篇将详细说明。
转型的关键在于制度再造，而不是国民福祉的短期变动。各国的转型历程长则四载，短则三五年，转型期间的经济表现亦时有波动，有的平稳改善，渐入佳境，有的表面繁荣，实则隐患深深。所以，衡量一国转型的好坏，不宜单纯观察若干年的GDP增长率。成功的制度转型，也许一时不现经济繁荣，但新制度根基稳固，并无转型“永远在路上”之忧，国人对未来可寄予稳定预期，既不必焦躁，亦无大变局之纷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虽然同根同源，由于在转型三叉路口的选择不同，转型开始后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在中欧国家，指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国，转型已结束20余年，转型阵痛早就淡出国民视野，只在历史教科书里约略述及；在俄国，政治倒退令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疲惫不堪；在中国，关心国家进步的人们始终在思考这些问题。
2、市场化与民主化：何时冤家何时友？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西方学者都相信一个教条：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这些国家早晚会走向民主政治。时至今日，这种声音已渐渐消失，主要原因是，中国、俄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转型表明，市场经济之下，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状态，即便表面上有民主制度的外壳，实质上很可能仍然是威权政治。这种源自西方学术圈的认知谬误，产生于对转型过程的肤浅了解。之所以几乎没有西方学者研究、比较转型国家的不同模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掌握多个转型国家的语言，无法深入了解这些转型社会里发生的微妙变化，也因为各国的种种现实让他们对成功转型的期待屡屡落空。制度转型各国当中，有的政治改革领先，有的经济改革领先，有的两者并举，但是，不管这些国家如何选择，哪怕是保留专制政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改革目标，即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开始后都讨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如此招恨，只是因为效率太低吗？关于转型三叉路的分析，可以就从这里入手。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并非官版教科书里所说的，可以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因为，斯大林模式要依靠计划经济来全面控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达到巩固极权国家的目的；而在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的状况下，政府对社会成员就无法从经济上完全控制。计划经济从两个方面为极权体制服务：一方面，它通过全面公有制和对所有经济活动的集权化管理，让政府控制了一切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实现政府的强军和强制工业化目标——中国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成功地研发“两弹一星”，就是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掌握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存条件，老百姓不得不用顺从来换取糊口的“面包”——这在文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所有饭馆商店出售食物都要粮票，而知青被驱赶去“上山下乡”后，处于与农民同等的社会地位，不再获得城市居民按月领取的粮票，于是，他们即便不想留在农村，也无法在城市里存身，因为政府不给他们发“面包”。
中国的改革起自农村的“承包制”，这个变革实际上就是对计划经济的初步冲击；但是，80年代的城市改革并未取得长足进展，只是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真正瓦解计划经济的，其实是朱镕基于1997年开始推动的国企“改制”，由于当时国企全面严重亏损，危及银行乃至政权的安全，为了甩包袱，政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悄悄地私有化了。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是公有制混不下去了，于是不得不改行市场化；但是，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官僚、包括国企的厂长经理们没有坚决抵制私有化，相反却热情拥抱私有化方针？从这里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在红色精英当中遭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计划经济下，红色精英顶多是享受特权，接受少量贿赂，发大财是没戏的，而且，特权也未必能像财产那样代代相传；可以说，计划经济捆住了精英们的手脚，让他们无法贪图钱财，而公有制则封死了他们发财的制度后门。一旦抛弃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了，这些企业很可能就部分或全部变成红色精英们的私产，可以名正言顺地永远占有；同时，经济活动市场化又打开了红色精英操纵经济、借此发财的通道，帮助他们把权力和关系转换成源源不断的财富。
事实上，市场经济能否造就民主政治，关键不在于是否抛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要害在于：市场化和民主化孰先孰后。如果是民主化领先于市场化，或者与市场化同时发生，红色精英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然后借市场化发财，这样，他们对民主化通常并无抵触；如果在民主化发生之前，红色精英已经通过市场化致富，那么，他们会出于对自身财产、地位的担忧，而强烈抵制民主化。显然，俄国即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中国则属于后一种，同是转型，道同途殊。国内有不少人把“中国模式”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而西方有人称之为红色资本主义；我则用“共产党资本主义”来描述这种制度状态，其要点在于，共产党并不一定非要靠计划经济维持统治，它也可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存下去（见拙文《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3、社会转型决定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顺利完成转型？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通常，人们对转型的理解是狭义的，也就是说，把转型单纯理解成民主化和市场化。正是这种狭义的理解往往误导人们，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就一往无前，再无反复曲折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迄今为止通常被人们忽略的转型，即社会转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的成败。要顺利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除了制度层面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个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艰难的，这便是社会转型；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经济转型，却未出现社会转型，那么，它的政治、经济转型必然徘徊不前，很难顺利成功。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以前没有人这样谈过。我所说的社会转型，指的是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人类具有道德，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准。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人们行为的、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任何社会都不能单纯靠法律来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只能惩罚那些明显违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合法的边界内，仍然存在着一个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问题。换言之，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后并不违法，但却是错的，是不应该做的事。道德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共同认知的是非标准，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慢慢形成的。之所以社会成员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贪欲来行动，而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主要的约束因素就是道德。人如果没有了道德，其活动就会慢慢动物化，不再关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怀旧与国运——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一）》当中，已经谈过价值观问题，此不赘述。
社会主义国家维持统治的一个基本手段是洗脑，其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转型的道路，那么，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但是，社会转型不是体制变革，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来推行的，而只能是公民自觉自发的个人行动。因此，社会转型其实是一个比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更缓慢、更难驾驭的过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难点在于，各利益集团都试图影响新制度的建设；而社会转型的难点在于，它是每个公民的各自的“头脑风暴”，是一种对自己长期以来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自我否定，对新的非共产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同，以及对个人行为的校正过程。这样的自我否定型思维与行为转型，只能是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过程，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强制安排。一旦多数人成功地否定了旧的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了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校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就取得了重大进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这样做，而多数人像我在《历史重墨岂无痕》一文中所言，持“拒绝否定”的态度，那么，社会转型就处于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
如果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转型滞后或扭曲，对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便会有不利影响。在中国、俄国这样洗脑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却很少想到每个公民自身有什么责任，其思维和行为是促进还是阻碍转型。事实上，一个国家踏上转型道路之后，它的足迹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很大程度上，转型的足迹取决于这个国家大部分国民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发生什么转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公民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对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即选举政治中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不良互动问题。民主选举的前提是假定公民都有相当的独立政治思维，并且认真负责地用自己的选票选择他们信任的候选人。如果候选人在选举前给选民一点现实的好处，比如现金，选民就愿意投票支持他，那么，这种不良互动就会造成贿选。贿选大行其道之处，有钱买选票的人或者将来敢于贪污的人最容易当选，清廉刚正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选。这样，该国的民主化一定会走上歪路。毫无疑问，防止贿选的法律是必要的，但如果接受贿选现金的选民不举报，防贿选法律便形同虚设。
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社会里，社会转型的轨迹不一定都是令人乐观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动，即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可能变得越来越坏。中共的官方解释是，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影响引起的，而很多到过海外或在海外定居的人都会发现，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标准比中国高得多。无论是看卖淫的普遍性，还是看贪污腐败，或者是强奸横行以及见死不救等行为，在西方社会发生的都比中国少。中国式改革基本上只言利而不言德，官场的普遍贪腐则不断重塑社会道德观，最后，有毒、有害食品到处泛滥，便成了“新常态”。
道德和价值观事关重大，并非伦理学家的清谈。如果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不能重建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共产党留下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念；即便它走上了民主化、市场化道路，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也是艰难曲折的。当我们讨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政治、经济层面，因为民主化和市场化能否顺利，还取决于社会转型的轨迹。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里，我准备进一步介绍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及其启示，那是转型三叉路当中唯一的一条成功道路。
四、“美国乱象”给中国的启示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中国的“吃瓜群众”饱了眼福，人们常用“美国乱象”来描绘选前局势，而川普当选更是让很多人备感意外。所谓的“乱象”，主要是指希拉里和川普双方将候选人个人形象作为主述话语、“民粹主义”兴起、选后大学生普遍深度失望，等等。由于国内关于美国大选的信息主要来自美国的主流媒体，而绝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对这次大选的报导偏重“乱象”描绘，因此国内对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有这样的认知，毫不奇怪。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乱象”背后美国选民的主要诉求，可以发现，改从价值观对垒这个角度去观察，这次美国的大选“乱象”并不乱，双方阵营泾渭分明，而不同价值观导向的政策和制度后果关系到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的兴衰。尽管中国并未告别“专政”，但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价值观对决，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未来的转型可能遇到什么挑战。
1、美国民众为何对多数主流媒体说“不”？
谈到这次美国大选的“乱象”，其实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一面倒报道就是根源之一，而选后美国大学生的不满，也与这些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有关。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8日）之前两个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对我做过一次采访，并将访谈内容用“美国大选、政治正确、媒体倾向性报道”的标题于9月19日刊登在法广中文网站的“国际纵横”栏目。当时我谈到，美国的大多数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等，放弃了新闻中立的立场，成为某个政党的代言人；它们的旗帜是“政治正确”，我认为，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主导意味着，这次总统大选不仅仅是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辩论，更是不同价值观的对垒。
不幸的是，我在9月间批评的美国媒体现象后来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川普过去非政界中人，希拉里难以就政策、政绩问题责问川普，只能在川普的个人形象上大做文章。而多数主流媒体则主动配合，同时对希拉里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电邮门”以及克林顿基金会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予理会，专门盯住川普，试图把他“批倒批臭”；同时，对大选前夕发生的若干异常现象，如有的地方提前投票时发生选民投川普的票、而投票机却显示希拉里得票，大批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攻击非希拉里选民的美国“五毛”，以及制造假选民的种种企图等等，这些主流媒体都充耳不闻，自然，中国的读者也难以知悉。选后第三天，《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在致订户的信中发誓，该报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此语妙哉，倘无“背离”，何言“重回”？
国内的凤凰网11月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葬送了希拉里的总统梦，美国媒体该负多少责？》，该报道写道：“媒体是本次大选中的大输家之一……沉浸在泛蓝色的自由派泡沫中，报道大选的时候许多记者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抱着对保守派、教徒、‘乡下人’、蓝领工人、穷困潦倒的白人等人群的偏见，以及‘特朗普没有任何可能当选总统’的态度去报道，不仅在第一手报道的过程中容易与被访者产生隔阂，也在成文的时候难以找准被采访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因此媒体在知悉反映民意这项工作上一败涂地……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跌至谷底，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对大众传媒信任的公众的比率从1997年的53%下滑到了2016年的32%。”中国读者看号称民主国家第四权典范的美国主流媒体的集体笑话，今年堪称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回，所以，该文作者用中国人时下的流行语总结为，美国“这届媒体不行”。此评不苛。
民主制度下，媒体的新闻伦理是一种集体自律，而颠覆它的力量既可能来自政权的压力，也可能来自媒体内部。这两种情形，前者发生在最近的德国，当德国民众对政府的难民政策不满时，德国政府曾用行政压力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关于难民强奸、抢劫的负面消息；而后者则发生在美国，由于媒体的采编人员有集体的意识形态倾向，大多数美国媒体在这次总统大选期间的倾向性报道往往只反映出采编人员的偏好，而不是真实社会状态的各个层面。
2、美国民调专家们为何失误？
之所以大部分美国选民和外国观众对川普当选备感意外，主要原因是，选前美国大部分民意调查机构的选情报告都指向希拉里当选。那么，美国的民调专家们缘何集体失误？是选情胶着，双方差异过小吗？倘确乎如此，民调报告怎可能得出希拉里会当选的结论？由于美国的总统选举长期以来实行以州为单位的赢者通吃（选举团）制度，所以，具有代表性的抽样应当充分考虑各州样本的比重。这次选举结果证明，希拉里与川普仅仅在几个州存在微小差异；而大部分州的投票结果显示，双方总的差距远大于多数民意调查机构报告的结论。虽然不能假定所有的民调机构都能做到合乎抽样理论所要求的代表性抽样，但只要考虑到选举制度的相关常识（美国高中生均熟知），这些民调机构的抽样还不至于全都失去代表性；当然也不能认为，它们全都故意选择偏差性抽样。上引凤凰网的文章认为，发生民调结果严重偏差的原因在于，许多专业机构的民调数据“漏掉了大批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
各种选前民调为何普遍遗漏支持川普的选民？一个重要原因是：选前民调抽样选中的部分被调查者不合作，而这些不合作者恰恰多半是支持川普的选民。今年美国的许多民调机构做电话调查时，许多不支持希拉里的选民一接到民调电话，立刻就挂断电话，拒绝接受民意调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想与坚持“政治正确”的民调机构工作人员扯皮。结果，民调机构做选前民调时获得的有效应答样本中，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往往占较高的比重，导致民调过程出现了明显的系统性偏差。
对民调机构而言，如何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和合作，在被调查者不信任调查者的情况下，如何改善询问技巧和问卷设计，这是民意调查的业内常识；倘若因调查者的偏好而造成调查结果的系统性偏差，则属行内大忌。当被调查者不愿配合时，还有一种处理方法，就是如实公布拒绝应答者占抽样调查样本选中者的比例，当然，如果公布的数据中这个比例偏高，内行都明白，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不足。可惜，这次美国的大多数民调机构基于意识形态倾向偏好，对询问遭拒现象视若无睹，安之若素，然后把存在严重系统性偏差的调查结果公布于众，以致误导了各国读者，当然也误导了希拉里和她的支持者。显然，民调失灵与媒体失灵同源，即民调与媒体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主导了他们的工作结果。
3、美国人民选世界总统？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个显著特点，世界上北半球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非常关注选举结果；虽然各国的利益不同，但它们的关注有一个共同点，即从本国的考量出发，希望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当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若是世界人民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或希拉里可能更受各国的欢迎，因为他们的政策令不少国家受惠。然而，这次大选，究竟是美国人民选美国总统，还是世界人民选世界总统呢？美国选民在投票时，会充分考虑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五花八门的期待和想法吗？事实是，美国选民不但基本上不了解外国的关注，甚至也不在乎这些；但是，他们可能关注一件事，美国政府是否在国外花了冤枉钱。美国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总统和联邦政府花的每一分钱，不是从纳税人荷包里掏走，就是让纳税人或其后代以后偿还，因此，纳税人关心自己交给政府的钱是否被乱花，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把美国为它国负担国防费用的问题摆上了桌面。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建立的共同防御组织北约需要大量国防费用，按照北约的规定，所有成员国应该按照GDP的2%列支国防费。但是，根据北约公布的数据，2015年美国支出的费用是GDP的3.61%，达6,500亿美元；而德国仅支出了GDP的1.03%，即400亿美元。这组数据意味着，德国每年少开支370亿美元的国防费，而德国政府少花的这一差额实际上是由美国代为支付的。在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从50年代的六成下降到几年前的43%的情况下，美国为德国支付的国防费用，相当于美国的1.2亿联邦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人均每年为德国缴纳300美元的“国防税”；美国的社会福利远低于德国，假设德国政府把节省下来的国防费用于社会福利，则等于全德国人均每年从美国获得450美元的福利补贴。德国并不是北约成员国“享受”美国补贴的唯一国家，法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不过数额多少不一而已。
这是个多年的老问题了，换言之，美国为部分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免费午餐”多年累计下来，几乎可以为那些国家每户送一辆车了。奥巴马当政8年当中，此事毫无改观；而希拉里原也打算继续补贴，理由是不能失去盟国。问题是，给其他发达国家大送“免费午餐”的政策，难道不该纠正吗？事实上，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并不了解自己的政府在北约军费方面长期付“冤枉钱”的问题，他们最多是从川普的竞选辩论中听了一耳朵；如果他们发现政府如此大慷纳税人之慨，这次选举时希拉里的得票率可能会更低。
这个例子表明，人权无国界，正义无国界，但是，民主制度之下，纳税人的荷包不能无国界，这属于常识；像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这种军费补贴，既非援助，亦非善款，“享用免费午餐”的外国政府和民众并无感恩之意，这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笔糊涂开支和美国纳税人的无辜损失罢了。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纳税人不能看紧自己的荷包，政治精英掏纳税人的钱包给自己换取国际声誉的把戏，就会不断上演。
4、美国文化精英左翼价值观与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对垒
以上三节的落脚点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在民主国家，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偏好未必与选民一致；而检验民主制度是否牢固的标尺是，当选民对精英的看法不买账时，是精英决定选民的命运，还是选民决定精英的命运。可以说，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充分展现了精英价值观与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对垒；而选举结果表明，本届美国人民还行。
究竟是什么样的美国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美国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中老年白人群体把川普送进了白宫。但是，这种说法有明显的误导性。选前民调具有影响选情的作用，所以美国选民不一定愿意在选前公开自己的投票意向；但选举完成后，他们一般不会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投票结果。美国的爱迪生全国选举调查研究机构（Edison Research for the National Election Pool)在各地投票所对2.5万完成投票的选民所做调查显示，白人、年龄、教育程度这几个因素对选民的投票意向影响有限，中低收入阶层支持希拉里的也多于支持川普的，而调查中对投票意向最突出的影响因素其实是问卷中列出的几种所谓“意识形态”型分类：“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自由派”的选民，84%投票给希拉里；而“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保守派”的选民，81%投票给川普。必须说明，此调查中的“意识形态”分类，即“自由派”和“保守派”，与中国的政治语境完全不同，不可混淆。美国的“自由派”坚持左翼价值观，而“保守派”则抱持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多数中国人不熟悉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其实，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把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美国公民。虽然美国的文化精英们把那些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其实，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的左翼价值观则深深植根于意识形态演变当中，它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它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属于“自由派”，即接受并传播左翼价值观，且因此而自豪。这种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模式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故有“政治正确”一说。
本来，这两种价值观似乎可以长期相安无事地共存下去，但在美国中产阶级境遇恶化的背景下，这次总统大选把美国社会中潜伏多年的传统价值观和左翼价值观的对立揭示得淋漓尽致。这种对立表面上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以至于文化精英们把各种政治帽子扣到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头上；实际上，在这两种价值观的对阵背后，是对经济社会制度不同取向的认知。左翼价值观的拥护者们以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平等为口号，希望不断增多社会福利。这次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和希拉里都提出了公立大学免学费的福利政策，这个政策口号吸引了大批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后来这些人的选票多半投向希拉里；而希拉里败选后，其中不少人深为自己在教育系统中接受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不满，因此拒绝上课并集会抗议。“公立大学免费”这块巨大的“蛋糕”，自然是需要辛苦工作、纳税养活政府的民众买单的；但“享用蛋糕”的学生们不会感谢买单人，而是认同花纳税人的钱换取选票和权力的政治精英。
5、美国和欧洲国家民主制度的不同命运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社会对立不是阶层对立，而是价值观对决，结果是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选举中占了上风，但多数文化精英的优越感不会消失。这两种价值观的相对平衡，使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并未明显移向左翼价值观的偏好。但是，二战之后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别是欧盟的体制架构，充分展现了左翼价值观的大政府、大一统、高福利偏好，而欧盟的命运也恰恰暴露出左翼价值观的罩门。在欧盟的体制架构下，由各成员国政府指派的欧盟议会议员不经民选，却高高在上地制订出超越、替代各国法律的种种新规，甚至连香蕉的形状、巧克力的成分都统一规定；欧盟内部取消国界后，各国公民不但可以自由迁徙，而且可以移居它国并享受移居国的医疗、养老福利。这种乌托邦式制度构架忽视了各国经济上的自然差异，更剪除了纳税人钱包的“国别拉链”，实际上是鼓励成员国国民享用跨国财政“大锅饭”。对制造业实力雄厚的德国来说，占领无关税的欧洲大市场，自然获益良多；但欧盟内却有不少国家债台高筑，其财政已难以为继。一旦欧洲各国因经济困难而竞相扩大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欧元贬值，而欧盟央行的金融危机业已临近；经济失衡之后，不但欧盟的前途岌岌可危，在欧洲不少国家，即便是政府换届，也难以重振经济。德国大量吸收包括难民在内的非欧盟成员国经济移民，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的幸运在于，美国社会两种价值观的相对平衡，避免了美国的欧盟化。因此可以说，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实际上成了巩固美国民主制度的精神基石。而欧盟国家的命运就不同了，在西欧、北欧、南欧国家，左翼价值观已占有压倒性优势，可按照这种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欧盟制度架构却缺乏生命力；尽管欧盟很可能难以支撑下去，但左翼价值观主导的欧洲社会却未必能作出深刻反省。清华大学的刘瑜最近撰文指出，从这次美国青年人多半支持希拉里可以看出，假以时日，未来的美国将是“自由派”的天下。笔者却认为，在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们老去之前，今后若干年内，美国的左翼文化精英就可能面临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并非来自本国社会持传统价值观的民众，而是来自他们欧洲的师友同道。欧洲的左翼文化精英支持走欧式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严厉批判斯大林模式（即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确立了几十年来“政治正确”的历史地位；但是，欧盟制度实验遭遇的主要困境在经济领域，挥舞“政治正确”的旗帜，其实无助于化解经济困境。就像欧洲的左翼价值观必然产生欧盟这样的乌托邦制度实验一样，欧盟的经济困境也是“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内生之物和宿命。欧盟制度实验的濒临失败及其后果，不但会给欧式社会主义体制画上大大的问号，而且将动摇欧洲左翼价值观的精神支柱。届时，美国的左翼文化精英们将如何自解，恐怕比“自由派”一统美国天下的未来可能性更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不同于欧美社会，中国社会当中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也异于欧美社会，但中国将来的转型必然会体验美国和欧洲这些老牌民主社会提供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从这个角度去看，关心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国民众，未必只是这场美国大剧的“吃瓜群众”。
我分析欧洲民主制度的命运时，没有提到中欧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这四个转型国家的未来命运或许与它们的欧盟朋友们不同，其原因是，这四国的转型道路非常独特，因此也对中国有直接参考价值，我将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介绍。
五、告别“红色价值观”
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过程表明，即使是在经历过几百年民主制度的社会里，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仍然可能驾驭一部分选民。那么，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类似的价值观岂不是具有更大的诱惑？是否在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以前的旧价值观都成为难以摆脱的“魔咒”，于是，转型便“永远在路上”？事实并非如此，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中欧四国（波兰、匈亚利、捷克、斯洛伐克）就成功地摆脱了这个“魔咒”。反倒是久处民主阵营的北欧、西欧、南欧诸国如今却面临类似的欧式福利社会主义政策“魔咒”之魇。那么，中欧四国成功转型的奥秘何在？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效仿呢？
我在这组系列文章的前几篇当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其实不仅仅包括政治、经济转型，还包括改变价值观的社会转型；本文是此系列的最后一篇，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转型模式，“中国模式”、“俄国模式”和“中欧模式”，其中，只有中欧模式实行了社会转型，因此得以完成原社会主义国家艰难的转型任务。中欧模式的成功，就在于它划清了与旧体制的思想界限；也正因为如此，在欧盟多数国家陷于社会福利主义而难以自拔的情况下，中欧四国有可能得以自保。“中欧模式”建立在各社会群体达成的共识之上，即“种祸者不赏”；这是俄国社会做不到的事，于是俄国的转型便产生了连多数俄国人自己都不满意的“俄国模式”。60多年前的中国有一句政治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后来把中国的“明天”定性为“修正主义”，结果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总烦心一件事，自己的事业还有没有明天？如今，看过美国总统大选之剧，又风闻欧盟岌岌可危，再思考一番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也许又到了一个思考大问题的时刻，“谁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1、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类转型和三种模式：中国模式、俄国模式、中欧模式之比较
在这组系列文章之三“转型三叉路”当中，我提出了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即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而社会转型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三类转型有三种可能的组合，构成三种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模式：第一是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单纯经济转型道路，即“中国模式”；第二是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道路，即“俄国模式”；第三是既有政治、经济转型，也有社会转型的完整的制度转型模式，中欧四国走的是这条路，故称之为“中欧模式”。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这三种模式可以任意选择吗？如果只有原来的政治精英参与转型决策，很可能只会出现“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因为，转型开始时，现存的政治精英必然关注并保护自身的利益，对政治精英来说，能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不是“中国模式”，就是“俄国模式”。而“中欧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文化精英有效地主导了社会转型过程，从而引导民众通过选举来约束原政治精英的自利行为。
通常，转型之初，民众与原来的政治精英对转型道路的看法往往是大相径庭。各国民众都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转型之后国民从此拥有政治权利，还是转型过程并不改变民众的被统治地位。他们同时还关心另一个问题，即转型之后民众的经济状况有多大改善，而这种改善能否体现社会公正。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俄国虽然表面上建立了民选政府的制度，但是，原来的红色精英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新政治精英的主力，以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政党（如“雅伯乐格”，因其谐音近似于俄文的苹果一词，亦被称为“苹果党”），则因口号高远而在选举中被边缘化，同时，民众对强领袖、大政府、旧福利的依恋和信从，逐渐让政治精英主导了政局，操控了选举，而民众的政治权利则被不断削弱，他们只能期待政府为他们提高收入、维持福利，却无法质疑或改变走向威权道路的政治格局。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在经济转型中经历了爆发式的经济增长之后，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后劲明显下降，预后不良，同时，社会不满日益严重，政治转型却遥遥无期。而在中欧四国，这两种情形均未出现：政治上有政党轮替，却没有威权回归；经济则稳步成长，未出现广泛的社会不满。
2、“中欧模式”的奥秘：告别“红色”价值观
“中欧模式”的奥秘既非经济转型方法奇妙，亦非宪政设计周到精巧，而是社会转型（或称之为社会重建）得以成功。在经济转型方面，中欧四国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如匈牙利）则采用渐进方法；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兰的私有化则小步前行。中国的流行说法是，采用震荡疗法会导致经济转型失败，此说在中欧国家并不成立；在中欧国家，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或快速私有化，经济转型的结果都差不多。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并无独特之处，其共同特点是，转型前的执政党和平地放弃统治之后，社会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最后形成了两类新政党，其一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其政治立场有的偏右，有的偏左，其二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但它们为了摆脱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在中欧四国的转型时期，并未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因此执政的政党彼此轮替，但不同政党的政策都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同时，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因政治对立而出现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明目张胆地贪污腐败。
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构并维护过“红色”价值观，但并非所有转型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红色”价值观所束缚，“红色”价值观在俄国依然保有生命力，而它在中欧国家却被扫地出门了。“中欧模式”的成功绝非“无意插柳柳成荫”，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转型。转型时期这些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即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而主导社会重建的新政治精英主要由独立知识分子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中欧四国这些新的精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实现社会转型的口号，即“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只针对原共产党官员或党员，也针对全社会所有成员。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原来的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进行社会动员，然后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这几个口号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只是民众自发地响应，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或洗脑。
所谓的“忏悔”，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红色政权下都多多少少配合过当局，哪怕是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所以转型时期每个人要有内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净化”指的是，“忏悔”以后，人们要把思维当中红色当局灌输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比如，工人们过去多多少少接受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这些说法都属于“净化”的对象。“净化”过程是一个个人的思考、反思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第三个口号是“牺牲”，主要是针对社会成员在转型时期的行为，即为了终结旧体制，有必要为清除这个体制而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维护自己在红色时代所获得的既得利益，因此，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红色政权的干部不得不提前退休等等。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改革自然就不是“一切向钱看”，也不是如何为自己捞好处。
3、“中欧模式”：“外来和尚难念经”
中欧国家的转型之所以能够推行“忏悔”、“净化”、“牺牲”这三个口号，有一个大背景，中欧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所以，转型期间清除红色政权的影响，与民族独立直接挂钩，谁反对“净化”、“忏悔”，会遭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唾弃，连新成立的左翼政党也不得不支持社会重建，否则就会遭到孤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欧四国本来就比苏联发达，工业化程度和现代文明程度高，在中欧社会里阶级斗争学说其实找不到多少忠诚的追随者。红色革命之所以容易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获得成功，因为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农民比较容易被革命口号所诱惑，他们当中想通过“参加革命”而改变自己社会地位和处境的人，最可能充当“革命”的骨干和马前卒，但在中欧国家暴力革命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市场就比较小。
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红色革命摇篮国，爱国主义从来是一剂凝聚民心的强心剂；而对中欧四国的外来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却是致命的消蚀剂，因为这些政权是苏联这个外国势力操控的傀儡。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历史上都发生过反抗本国红色政权的群众性抗议或示威游行，每次反抗都被苏联红军镇压下去了。中欧四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这样的苏联压力之下，每当他们私下谈到爱国主义，很容易就联想到排除苏联势力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与此同时，苏联版的“红色话语”和价值观也就成为民间自发抵制的对象。
“外来和尚难念经”的另一个侧面表现在，中欧社会里独立知识分子始终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这与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虽然在苏联和中国革命之后，未受过正常教育的“大老粗干部”必然逐渐被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取代，但技术官僚们经历过反复的政治打击之后，基本上不再具有独立思维，而由他们支配的“主流话语”在民间则被认同“革命”的民众消化吸纳。但在中欧国家，转型前技术官僚从苏联贩来的“主流话语”只停留在官场上，而在民间，从上世纪60到70年代开始，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便在社会上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尊重，他们的批判性话语开始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有效地构成了对干部话语的有力挑战。由于民众对官方的各种宣传持批判或不信任态度，他们更愿意接受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而面对民众对官方的批评，干部精英往往处于失语状态，有时干部精英为了自卫，也不得不使用独立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当中的各种概念。这样，在社会上便形成了批判性话语颠覆干部话语的局面，这不仅仅是一场话语之战，它为后来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
4、“党国精英”的命运：“种祸者不赏”还是“种祸者受赏”？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转型前的“干部”是否在转型中重获权位，是判断社会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干部”有一个俄语专用词nomenklatura（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人”），转型之后许多旧朝红人在俄国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往往继续走红，而在中欧四国则不然。从理论上讲，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决定老权贵命运的制度因素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决定了“党国精英”们在转型期间的命运。可以说，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社会转型成功了，转型期的精英当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会转型不成功，在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
中欧四国清理“红色价值观”的社会转型确实比较成功，但是，在那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相反，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或与“老权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政党曾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表现为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在转型开始两年之后的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独立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是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在中欧国家的转型完成之后，原来的“党国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他们当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在经历了制度转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中欧国家由于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因此其转型过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结果：“种祸者不赏”，这源于社会转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共识和社会压力，而不是由某些社会群体或某政党刻意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政治清算。
与“中欧模式”不同，转型的“俄国模式”对“红色价值观”采取了“糊涂事糊涂了”的方法，因此也就没有实现社会转型；而没有社会转型的后果是，“种祸者受赏”。“俄国模式”的特点是，苏联制度失败的责任被推给已经消失了的前苏联政权；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的“党国精英”纷纷变身为民主派精英，同时利用原来的关系网，深深介入经济转型过程，从中大发横财。
1995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圣彼得堡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苏共解体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她给出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银行户头，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其作用是，各位厂长从此成为掌握企业金融命运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从此牢固。当时我追问了一句：“这样做合法吗？”这位前区委书记、现私营银行董事长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提出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
评价转型模式的好坏，可以有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一条指的是，改革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掌权者的黑箱作业。第二条是指，谁能参与这场改革的政策选择，是一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第三条则涉及社会各群体的价值观判断，怎样的转型算是比较公正的，本国的转型是否比较公正。“中欧模式”基本上达到了这三条标准，转型的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中国模式”则基本上与这三条标准无缘；而“俄国模式”介乎于“中欧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俄国的企业私有化方针允许企业职工有权参与并部分决定本企业的私有化方案，这比中国的企业“改制”透明得多，俄国的厂长们也不敢像中国的厂长们那样，为了个人获得企业资产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而迫使职工下岗。所以，与“中国模式”相比，“俄国模式”至少与评价转型模式好坏的三个标准还沾点边。
本组系列文章到此就结束了，我从俄国转型时期的“红色价值观”余辉谈起，联系到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欧美社会的影响，再分析中欧国家在转型中告别“红色价值观”的经历，最后把这一系列“宏大叙事”归纳为三点简单的结论：第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最难的不是经济市场化，也不是建立形式上的官员民选制度，而是告别“红色价值观”；第二，告别“红色价值观”，可能精神上有些痛苦，但并非艰难无比；第三，能否告别“红色价值观”，决定了转型国家及其国人的命运，是断然抛弃旧制，如同“一尺之水，一跃而过”，还是转型“永远在路上”，百年转型，百年痛苦，难见尽头。很明显，在告别“红色价值观”这一点上，俄国失败了，中欧国家成功了，而中国大多数民众现在还是“吃瓜群众”，但早晚一天，中国人和中国将面临抉择。
（本文原系一组系列文章，共五篇，于2016年9月到12月刊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网站，现将这组系列文章合成一篇，以方便有兴趣阅读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