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2月15日，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结束，进展有限。从已经公开的会谈内容来看，双方难以达成协议，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中方有无诚意问题，而是双方要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确实有不小难度。对于白宫来说，国内政治形格势禁，尽快结束这轮贸易战比较有利。
三项亟待解决之事
白宫发表的声明称：美方聚焦在结构问题上，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网络盗窃、农业、服务业、非关税壁垒以及汇率议题。美中两国也探讨了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降低美国与中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
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网络盗窃——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汇率议题——这应该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之主题；其他几类可归于关税谈判，包括中国多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以降低贸易顺差之列。
如果逐项分析，就知道双方要达成协议有多困难。
知识产权的谈判
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事实清楚。美国官员公开言明，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美国的打击目标也很明确，从2017年开始，抓了不少参与“千人计划”的华人科学家，据说不少参加该计划的人士已悄悄回中国了。
北京也很清楚，“美国最大的关切不是贸易赤字而是国家长期竞争力”，但决不肯承认许多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在国家支持下进行的，只是悄悄地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去年12月做了两个改变，一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称自新通知印发之日起，此前发布的含有《中国制造2025》提法的国办发〔2016〕82号停止执行。二是在最高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设六个审判室，主审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七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统一裁判标准，加强赔偿力度。
是不是达成一纸协议，中国以后就不会再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了？当然不会，我在《中美知识产权交涉难，难在中国有心魔》一文中指出，关于知识产权，中国有自己的见解， 认为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援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国虽然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
可以预计，两国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必然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已有的侵权的惩罚，这方面美国已经做了不少，中国方面也无立场表示反对；二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的侵权的预防。如果有可能达成结果，应该是让中国接受美国的监督和制衡。
这一协议达成，可能是这一轮中美贸易战取得的最大成果。
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能期望过高
这方面达成协议容易，但执行起来有技术难度。早在2018年5月，我就写过《中美贸易战：美国要价为何高开低走？》一文，指出当时美国方面明确要求北京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现实。行家都知道，中国2017年对美贸易顺差增至2 758亿美元，出自两个原因，第一，两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由是两国经济结构决定，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3 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绝非出自北京意愿，而是两国贸易结构并未改变。第二，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尤其是涉及军事技术的高科技。仅仅依靠大幅增加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以及半导体和天然气的购买量来降低差额，根本不现实。
我在文章中逐项计算，结果是，就算不怕得罪其他国家，将中国在别国购物全部转到美国来，例如将俄罗斯每年的石油、天然气需求转给美国，可增230多亿美元；把日韩台芯片订单大半都转移给美国，最高也就400-500亿美元；将欧洲空中客车的订单转给美国，每年200-300亿美元左右。再取消从巴西、阿根廷进口大豆，全从美国进口，也只增加200亿美元。
以上全部加起来，只相当于2000亿美元总额中的一半左右，而且还需要在一个目前看来非常不现实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即美国迅速扩大生产，能够生产出中国所需要的这一切产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Bown）在2018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直白地说：让中国每年多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相当于美国每年对华贸易逆差的一半以上，“简短的回答是，这是些不切实际的数字”。
这方面的谈判，美国必须考虑自身扩大生产能力需要时间这一现实，如果中方承诺在五年内达成这一目标，就算是意愿诚恳。
关于金融市场，还有多少领域可开放？
中国当年在签订WTO协议时，曾承诺五年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因未守承诺而遭到国际社会诟病。但2006年以后，中国政府逐步开放了金融市场：
1、股市方面，逐步放开了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限制，实行了QFII，RQFII。
QFII的英文全称是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指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中国从2003年7月开放第一家QFII，瑞士银行宣布买入4只蓝筹公司股票。截至2018年底，QFII资产已达数千亿元，主要集中于A股股票。
RQFII的英文全称是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是让境外基金公司、券商等以预设的人民币额度投资内地股市或债市，2011开始实施。现在RQFII试点从香港扩展到新加坡、伦敦等13国家或地区。
2018年，3000亿外资涌入中国A股市场，但市场极不景气。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2月21日，287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仅有两只产品获得了正收益，分别为2.26%和0.68%，其余285只产品出现亏损，亏损幅度在20%以上的有209只。
股市状况如此，加上由于中国管制外汇，进去自由，出来不太自由，更兼目前中国股市也不太景气，美国的金融开放清单上不会有这道菜。
2、外资银行在中国承办业务
这方面拓展空间也有限。据《39家外资法人银行大盘点》（2018年7月10日） 资料，自2006年底开始，中国开放外资银行准入限制，有外资分行改制为中国境内法人，享受国民待遇。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8年，外资法人银行的数量已达39家，外国银行分行及代表处的数量则更多。银行间做市商、债券承销资格与债券做市资格等各种业务都有涉足。互联网金融方面，外资银行比较谨慎，无论是普惠金融、网络银行还是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发展都比中资银行谨慎，因此，也就不象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频频“爆雷”。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4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布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有关事项的通知，宣布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明确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业务，等等。同时将外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放宽至51%，3年后不再设限。外国银行“吸储”门槛也降至50万元。
因此，剩下的就只有外汇市场的开放有文章可做了。这一条，我已经在《国家破产之日：中国决策层应看的“参考片”》分析过，中国现阶段已经具备韩国金融危机的一切要素，未发生危机的唯一原因是政府管控外汇市场。中国金融市场本已经千孔百疮，债务过高、房地产市场泡沫、银行坏帐等，都是蹲伏在中国的巨型“灰犀牛”，一旦放开汇市，后果不堪想象。而中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不仅造成的灾难是世界性的，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国际组织有能力拯救。IMF正因清楚后果，从来没逼迫中国放松管制，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而是默许政府继续管制外汇市场。美国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不会要求中国立刻放开外汇管制——北京当然也不会答应，因此，汇率议题的谈判空间有限。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谈的美国不想拖下去这个话题。从美国来说，目前国内两党争斗非常激烈，总统特朗普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众议院的强烈反对。民主党早就明确表示过，不能让特朗普在中美贸易上有所让步，实际上是要看他的笑话，增加打击他的筹码。中国方面则以拖待变，希望美国政治出现变数，比如民主党声称的弹劾成真，特朗普将在2020年前被迫自动辞职等。
要言之，上述各种形格势禁，中美贸易战谈判取得的成果会比白宫预期的要小，就是这场“战事”迟迟不能“收官”的原因。
（首发于大纪元网站，2019年2月16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16/n1104994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