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大外宣是台湾的责任

何清涟

最近，由于北京针对香港抗议发动舆论战，结果暴露了大外宣的一个新项目，政府出资购买推广者，专门在海外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帐号，传播中共抹黑香港抗议的信息。5月19日，Twitter Inc.和Facebook Inc.的代表表示，一些账户被认为牵涉中国破坏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努力，因此暂时关停。从这两家社交媒体公司问世以来，这是首次将中国视为一个虚假信息活动来源予以暂时关停惩罚。

中共的网络大外宣是个研究盲点

2009年以前及此后的约五、六年当中，中国大外宣的重点主要是经营平面媒体及一些网站。研究者可以通过追索注册者身份与资金来源发现其背景，确定媒体背后的出资方是谁，以此判断媒体属性。但大外宣进驻海外社交媒体方面却是个研究盲点，因为Facebook的总裁扎克伯格一直希望进入中国，Twitter公司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友好，大中国区的总裁一度任命了有军方背景的中国高科技精英陈葵女士。因此，即使在2017年3月中国商人郭文贵利用所谓曝料发动“推特革命”，5月份中共醒过神来派出大量水军与郭粉对峙，推特也从未干预过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交媒体运作，更未公布双方各有多少帐号。Facebook倒是一度取消了郭的号，从而将中文脸书的虚假信息与乌烟瘴气减少了一点。

这次Twitter表示，已暂停936个与源自中国的一项“国家支持重大信息行动”相关的账户；Facebook表示，从Twitter获得消息后，已删除五个账户和七个公共主页，这些账户和页面触达的账户超过1.5万个，还有三个成员超过2,000人的小组。但事实上，有中共政府背景的帐号远不止这些。

Twitter、Facebook与Google这次宣布关闭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自媒体，我相信只是其中一部分，真正的数字，这些公司应该会掌握比较接近的数字，但如果他们不开放这些数字，外界无法拿到。这些帐号在社交媒体上的操纵舆论能力及其影响，只有基于这些数据相关的资料上分析，才能够做出分析。以Twitter为例，推特上估计中共水军帐户至少有20万个，作为Twitter的最小语种用户群来说，这个数量足以改变中文推特圈的舆论生态。

中文世界的红色渗透研究，台湾有责任深层掘进

社交媒体的出现不过十余年，目前还是一个无规则之地。像Facebook（脸书）、Instagram、YouTube、微信等网站既成为人们获取大量信息的渠道，也成为人们的聊天与联系工具。这些社交网站无可否认地充满了陷阱，在其中鱼目混珠、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由于社交媒体曾在伊朗大选、阿拉伯之春中发挥过重要的政治作用，还由于各种犯罪者在社交媒体上钓鱼并屡屡成功，各国政府都有程度不等的介入管理，方式主要是督促相关公司自我监管，目前，有关社交网站上出现的内容，主要依赖于网站的自行监管，像YouTube和 Facebook这些网站都有自己的规则，规定不能上传的内容包括虚假新闻、仇恨或极端主义言论，以及可能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政府更多地是监管社交媒体公司。比如英国准备设立一个独立监管机构，对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危害社会和公众内容的公司采取惩罚性措施，包括巨额罚款和停止其经营业务。

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监管相当严格，被认为是干预言论自由的典型；但同时又派出官方媒体或采用外包的方式购买水军搅乱他国的社交媒体，为了特定目的制造假新闻。这种对内对外分裂式的政府行为非常罕见——俄罗斯有类似行为，但规模远小于中国。对于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就是纵容。

中国建立大外宣体系向全世界进行红色渗透，第一大语种当然是中文世界，这个体系已经通过各国的中文媒体建成；第二大语种是英文，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防范主要在这个语种方面，对大外宣渗透华文媒体并不真关心，认为就算渗透，影响也是边缘性的。世界上讲中文为主的区域，除了中国本土之外，还有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香港与新加坡不可能投入资金人力去研究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渗透，而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在全球扩张的真相》由于初稿成书于2012年，因为是个人研究，无法获得网络渗透的详实信息。交付出版前虽然对2012年以后的资料有大量补充，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中共对平面媒体及相关网站的控制与渗透。这一遗憾，在出版前已经有台湾大学传媒研究所教授张锦华女士指出，我告知研究所谓假新闻由大陆输出，我一人之力难以完成。今年5月我在台湾为本书做推广时，也有人提出这本书并没有研究台湾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假新闻与中共的关系。我当时回答说，这些假新闻的出现，我相信背后有中共的手。但是，做研究不能全凭推论，网络数据的获得，远远超出了我这位个人研究者的能力，这需要有网络公司的配合与政府力量介入，我希望台湾相关部门能够投入资金、人力专门做这项研究。近日，我看到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除了经济吸纳之外，根据新近研究，北京对台湾媒体施加影响的方法，还包括“规范扩散”（norm diffusion）、“假讯息输出”等途径，亦即：除了资金渗透之外，其实还有文化渗透与资讯渗透。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非常正确。如同我今年5月在台湾的多场公开演讲中所谈过的那样：《红色渗透》一书不是专门研究台湾，在研究中共大外宣体系建立方面，只算是拓荒之作，每一章涉及的专题都值得深层掘进，尤其是中共利用财力与科技力在网络渗透这一方面，并不是任何个人有能力完成的研究课题。

基于上述原因，希望人才济济的台湾传媒研究学者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责任， 相关数据的获取，则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2020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台湾政府应该将这当作国家级课题给予立项与资助。

（原载台湾上报，2019年8月2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0042&fbclid=IwAR3TsmFnDVjOPixtg8W_hEchDH-BrK0rUj7oayy5Na2B79IJl2zbE6ETD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