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近日祸延中国并殃及澳门、台湾、泰国、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武汉肺炎，无论从病毒来源、政府的危机处置与公关方式、民众的恐慌应对，一切都在重演2003年的Sars事件。这让我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 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经验，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政府的危机应对仍然处于“前全球化时代”
这次疫情最早于2019年12月31日由武汉卫生部门通报，但未指出是何种病情，因此错过了控制疫情的初发期。中国政府这次的危机应对失误在于：
第一，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当作武汉的地方性疫情，直到世界各国发现，所有的感染者都去过武汉，才于1月22日封城，要求在武汉的人不要离境，一天以后，其他三个湖北城市黃岡、鄂州、赤壁才回过神来，实施检疫隔离。
第二，对疫情严重性的承认太晚。网上讨论疫情长达20天，武汉市总是躲闪其辞，直到武汉肺炎的这种致命病毒蔓延至泰国、香港、台湾、南韩、日本，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发现来自武汉的病人，各国纷纷启动边检防疫措施。中国面对遏制这种病毒爆发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才于1月20日发表公开讲话，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并警告说，隐藏疫情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人才确切地知道疫情严重。而就在这20天内，疫情日益严重，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第三，中国政府仍然习惯性地“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尽管武汉市卫生部门发表了语焉不详的疫情消息，但武汉市政府却一直封锁消息，严厉审查新闻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控制关于病毒的叙述。许多文章和帖子遭到了审查，凡使用了#WuhanSARS标签的一律删除。武汉市警方在1月份调查了8名市民，称他们在网上散布谣言。
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没能扼制疫情蔓延，反而加深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中国疾病防控完全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经济已经全球化，人口流动也全球化。但疾病防控与危机处理方式却相当陈旧。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信息传递渠道主要是由下级向上级禀报，再由上级向下级传达处理意见，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故，比如强烈地震、大洪灾与各种新型传染病更是如此。这种防控体系的支撑点是各级科层组织，在城市是各级单位与居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农村是乡镇、村等基层组织。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这种体制效力大减。由于用工制度的改革，单位制度不再覆盖城市所有人口，每个大城市都有来自本国的外地人以及外国旅游者、经商者，农村也有大量进入城市打工的人口。这就是武汉发生疫情之后，不少人其实已经身染疾病却还要搭乘航班去别处，将武汉肺炎传往他国。比如台湾一位女商人早在1月11日就出现症状，因不相信当地医疗于1月20日从武汉搭机抵达台湾，主动通报身体不适。因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就医。台湾网路社交媒体出现挞伐声浪，认为她坚持搭机回到台湾，使途中和她所接触的人暴露在感染风险中，是很自私的行为。
二、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手段，主要是依托政治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激励机制是对官员的罢免和升迁。决定危机处理方式的不是危机发生地的官员，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紧急情况下才会有中央领导亲临指挥，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非制度处理方式在地震、洪灾中，往往成为打破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动作的最有效方式，但用于需要非常专业的疾病防控当中，就会出现问题。
这次武汉疫情来得突然，中国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的意见被忽视，维稳的要求压倒一切，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应急措施也远远不够，用于快速诊断的试剂盒告缺；还没弄清楚人传人的传播方式是什么，医务人员就已经大批感染。所有这些，都需要更专业化的危机处理方式，传统的科层组织与危机应对难以应付Sars与武汉肺炎这类突发疫情。
三、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发表的稿件是当地党委宣传机构的通稿，除了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公众对危机事件大多情况下并不知情。政府假定公众只是政府政策被动的接受者：如果公众获益，则可以继续执行政策，如果公众受损，则考虑变更政策。最让人无语的是宣传部门还祭出“比烂”法宝，央视网于1月22日发表一条消息：《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 已有6600人死亡超1300万人感染》，用美国流感疫情严重，死亡6000多人、蔓延48个州来暗示中国在控制病情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这种宣传只能安抚宣传部门自身，估计处于疫情威胁之下的武汉与湖北人民大概根本就不会关心这条消息。
如今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每个社交媒体的使用者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与评论者。中国政府与公众之间本就严重缺乏互信，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再提出“不信谣、不传谣”，用拘留、处罚甚至判刑等方式，对于信息传播不仅不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反而火上加油，促使各种真真假假流言满天飞。
外资入华的风险议价将大幅增长
在信息相对封闭、人口流动较少的时期，中国形成于毛时代、后来只稍加修补的“领导决策模式”，在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确实能够将危机和灾难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信心打击限制在有限范围之内。更兼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毛泽东有极强的个人崇拜，即使政府犯错误，只要适当地调整政策，政府的合法性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即使象1960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也被毛与中共政府用这种方式化解了。但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互联网让人类进入信息共享状态，这种“领导决策模式”早在2003年Sars爆发时期就遭遇严重挑战，如今时过十七年仍然沿用，在习近平发表公开讲话之前的20多天当中，地方政府除了捂盖子、控制舆论，以维稳为要务，在应对疾病方面，表现出一幅茫然无措的疲于应付之态，终于祸延全球。
但事发于2020年，中国政府遇到的挑战远比2003年严重。2003年，中国加入WTO不久，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价格相对低廉，外资对中国的环境、疾病的风险议价就算较高，考虑到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空间大，外资也愿意接受。如今，中国的人力成本、土地价格、电力、能源价格都比中国周边国家高出许多，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已经纷纷外撤，加之盗窃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方式红色渗透、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响，中国国际地位已经大为下降。在中国国际形象受损、经济前景不被看好之时，外商进入中国投资的风险议价（比如健康补贴、医疗保险、生命保险等）将会更高，高到外资无利可图之时，中国将失去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
希望经历过2003年Sars与2020年武汉肺炎之后，中国政府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建立新的疾病防控体制，也希望中国人放弃吃野生动物的嗜好，不要再次跌倒在同一个坑里。
（原载大纪元，2020年1月2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3/n1181664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