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美国不战而败：中国的国力是如何炼成的》一文，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错误：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通过发展经济，促成中国的民主化。本文分析的则是战术上的错误。美国设想的对华合作、影响，除了通过WTO的经济牵引之外，还希望通过各种文化交流。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因此各种交流变成以下结果：美国对中国撤除所有篱笆，对中国施加的种种限制采取无视与容忍之态。如果美国有人提到对等交流，还会被斥为“冷战思维”，认为这种对等只会招致更大的报复。
战术错误之一：对不履行承诺不予惩罚
中国可以在美国可以办一切自身想办的事情，让中共称之为“海外统战三宝”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华人社团，不仅是中共组织动员美国华人的组织系统，在2020大选中还成了介入各地选举的重要力量。华人的自组织能力并不强，如今在海外如美国发展成这种有组织力量，成为中共对美红色渗透的长臂，是中共长期培养的结果。中国很注意组织海外华人为国家目标服务，国务院侨办2009-2010年度课题《美国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谈得非常明白：华文学校是华人在美国推广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文化），华人社团百人会更是在形塑美中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及推进所在国与中国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些的详细分析，请见本人研究中国大外宣的专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
但美国却无法在中国开办媒体、学校并组建社团，即使是被允许的活动，也必须接受中国当局的监视。
以传媒业为例，中国加入WTO时信誓旦旦地承诺五年后将陆续开放传媒业与金融业，但从未履行承诺。新闻集团的传媒大亨默多克为了进入中国，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感情投资，为了打入中国传媒市场，甚至为自己找了一位传说有国安背景的中国妻子邓文迪，但这段蜜月在中国加入WTO不到五年就宣告结束。2005年9月20日，美国的Bloomberg刊登了“默多克说新闻集团在中国撞了墙”（Murdoch Says News Corp. Has Hit ‘Brick Wall’in China）一文，谈到在纽约一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组织的会议上，默多克承认新闻集团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触礁。此前，他与美国中美商会会长Robert Kapp一样，是世所公认的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在这两位的嘴里，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有增长潜力、值得任何商界人士不惜任何代价与之合作的投资宝地。至于中国媒体是否是真正的自由媒体，中国人民是否有言论自由与人权，默多克从来不谈。连他这种“好朋友”都被中国政府拒之于门外，别人更加别想敲开这道门。
但美国作为当年力主接受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国家，从来没有要求中国履行这方面的承诺，重点放在金融业的开放上。当然也从未提任何惩罚措施。
战术错误之二：自废武功，放弃对等原则
中美间长期不能对等交往，中国方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双方体制不同，美国承认而且表示理解。中共政府如此耍赖并不出奇，这是惯性；出奇的是美方每逢有人提出要在中美间对等交往原则时，就有美国政界学界人士出面反对，即使是不对等交往的受损者，也会表达以下意见：如果要求对等交往，就是恢复当初与前苏联的冷战模式，不利于中美关系。
从中国恢复对外交流以来，哪怕是入世承诺五年后开放中国媒体市场，但外媒仍然很难打入中国市场；但中国却堂而皇之、毫无限制地进入他国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媒体权力明显失衡。美国政界终于发现，中美两国政府媒体从业者进入对方国工作的人数严重失衡。为求公平起见，2011年9月，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戴纳·罗拉巴克（Rep. Dana Rohrabacher, R-CA) 等3名国会议员拟定了一份《2011大陆媒体互惠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给希望进入美国工作的中国国家媒体工作人员签证，要等同于中国给美国国家媒体人员签证的数量。罗拉巴克议员办公室指出，2010年度约有650名中国公民持I签证，也就是国际记者签证进入美国工作，但美国只有两名为美国国际广播局工作的记者被允许常驻中国，该法案要求中国国有媒体派驻美国的采编人员数量不得超过美国国有媒体派驻中国的采编人员数量。
经过交涉之后，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国有媒体美国之音向北京派驻记者。这轮对等要求成了这个比较可笑的结果，是因为罗拉巴克尔议员的提案忽视了一个问题：美国媒体基本为私人资本所有，政府拨款的国有媒体仅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少数几家传播机构。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完全相反，媒体并无私家经营的。双方新闻管理体制的差异决定两国政府媒体“简单的人数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个回合，美国之音得以派出驻京记者。从那以后，纷纷开办中文网页的美国主流媒体放弃进入中国的梦想，少数驻华记者因为没法放弃一些十分吸引人的新闻题材，比如《纽约时报》利用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时向外放风的有意泄漏的资料追踪采访，写了一些揭露中共黑幕的文章，其中有《总理家人的隐秘财富 》、《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中共对此不满，《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王霜舟等都因签证申请得不到批准而被迫离开中国大陆。 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因巨额负债而出售大楼，最后与其他几家主流媒体走上依附美国某一政党与中共的道路，详情见本人的《中国大外宣那条看不见的战线》。
真正的不对等不是数量，而是采访自由
但真正的不对等被忽视了：中国媒体在美国拥有充分的采编自由，而美国媒体在中国的采编自由被完全限制，从2010年开始（京奥当时已经开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简写 FCCC）每年发布的《年度工作条件报告》（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 ，主要内容就是指出在华外媒的工作环境与国际标准相去甚远，都脱离不了以下内容：“处处受限、屡屡被骚扰，助手被威胁，采访对象被恐吓。长期派驻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 2016 ），2020年又添新内容，批评中国把COVID-19疫情当成“控制记者的新手段”，导致2020年，中国“媒体自由迅速缩减”（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 2016）。
体制差异成为美国容忍中国不公平对待美国驻华记者的理由，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一直很有市场，讨论这事的美国各界人士自认为理由充分。就以时间距离最近的2020年为例，美国川普政府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对中国驻美官媒实施限制，而中国则以驱逐美国记者作为针锋相对的报复。当时，美中政策工作小组就如何解决美中两国在互派记者问题上的争端进行了探讨。该工作小组的共同主席、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1997年-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在会上说，美中两国目前可以借鉴美苏冷战的做法，两国通过发放签证将双方互派记者人数设定具体的限制。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中美两国情形一样：苏联记者均为共产党官方宣传机构人员，而美国常驻苏联记者是私营媒体的新闻业者。
但谢淑丽的建议没得到回应。反对者来自新闻界。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目前是媒体投资公司“北方基地媒体”（North Base Media）的共同创办人、执行董事的的马库斯·布劳奇利（Marcus Brauchli）认为，这个冷战式的交易，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他在研讨会上说：“我原则上反对这样做，因为我对任何要求美国政府代表媒体进行谈判的做法感到担忧，因为它印证了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即媒体是国家机器。”因此他建议将信息审查当作贸易问题——布劳奇利这种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不管美国人如何认为，中国的媒体就是国家宣传机器，这也不是一些中国人的看法，而是中国的现实。
被取消签证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也反对采用冷战模式，他在会上说：“如今的中国不是苏联。我认为，它对（美国采取的）任何针锋相对的做法做出的反应方式都会与苏联不同。”在他看来，在中国国内越来越收紧对信息和舆论的控制之际，中国政府很难在让外国记者有更多接触的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他的反应与其本国驻苏联的前辈一样。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1986年向国会和美国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当时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尽管美国记者受到苏联当局的攻击，但是该记者所属的新闻机构可能会敦促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报复措施，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该机构与莫斯科的关系，从而落后于它们的美国竞争者。
上述细节说明，在对华交往中，不仅有对华战略存在的问题，在战术即具体做法上，当事者出于各种考虑，比如布劳奇利出于利益的考量、储百亮职业继续的考量，都在自撤篱笆。须知美国本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国家，只有一道轻易可拔除的篱笆。但上述做法，是干脆连这道篱笆都撤掉的做法。美国方面输在意志力，而非实力。
这是在美国人还认同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对美国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时发生的事情。如今，当1619项目公然挑战美国的1776为立国之始，国歌作者的塑像被推翻，美国的军事实力虽然犹在，但在对峙初期，中美对峙比的是意志力。
（原载大纪元网站，2021年6月2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28/n1305409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