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国外多数中文媒体能准确抓住告密与政治惩罚这两个点，批评中国政府的专制与管控言论。但社交媒体、自媒体及一些中文网站则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统一，将话题带往这场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个方向，极端一点的干脆称这是中共一贯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就此事的讨论过程，让我想起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一说法。
中国的“无知之幕”是言论管控的副产品
所谓“无知之幕”一词，来源多头，目前通用的含义来源于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指做一次思想实验：让人们处在一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品味、技能、社会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知之幕），假定这个社会当中有50%的奴隶，于是参与思想实验的人们将会基于这个假定来做出选择，结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会哪个位置，一旦被“无知之幕”遮挡，都被驱使着从社会最不幸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设计社会制度。
中国政府管控思想与言论的本意是让受众接受中国政府的思想灌输。我研究中国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来的灌输已比毛时代的灌输要精致，主要采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谎言这种方式来做宣传，欺骗性更大。但中国当局绝对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控无法做到滴水不漏，由于信息来源多头化，最终出现了“无知之幕”的结果：既然政府宣传充满了谎言，那就干脆设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骗者（即“最不幸者”），认定所有一切对社会、历史的解说全是谎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杀被不少人认定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集中在受难者人数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中旬，从这场中国人视为国耻、国难的屠杀发生之后，世界都没否认过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后，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实从未否定，但将抗日的主角国民政府军队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按这一主线来阐述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逐渐挖掘史实，将当年国民政府及国军奋力抗日、死伤英烈无数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展示出来，而中共因台湾统战需要——蓝营主体是国民政府、国军人士及其后裔，也放宽了限制，对这段抗战史局部进行了重新解说，尽管对中共抗战的贡献有许多夸张扭曲之处，毕竟有限度承认了国军英烈们抗战的贡献。
但这种局部还原历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加大了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信任。由于中共对自身建政以来的各种人祸，比如土改、镇反、三年大饥荒造成的3000多万死亡人数、文革、六四等，当局不是规范口径，就是完全抹杀。由于网络时代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当人们接触到多源信息后，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达到极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没一个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屏蔽中国人的“无知之幕”，其实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传的中日关系变幻不定
中日这笔历史帐弄成今天这样，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不断调整有关。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侵华史成了时时必讲的政治项目，教科书、官媒、电影时刻提醒国民“勿忘国耻”。一旦中日关系解冻，就开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从唐代日本遣唐使、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到从“日本晁卿辞帝都”畅想出来的古人友谊，轰炸式宣传。每逢两国之间发生不愉快，又利用民众反日游行玩国际怪罪游戏。当局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宣传，最后必然导致国民在对日问题上的严重精神分裂。
以战争赔款为例，195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の対中国政府開発援助，简称日本对华援助，是1979到2018年间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主要资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在日本看来就是种变相赔偿。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这些，中方不予宣传，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项目所在地标上“日本援建”这类字样，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来源于当时清点受难者遗体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如今这种状态，也与当局不断调整的宣传政策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国史，也是南京作为受害地的历史，一直有专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数据整理工作，是由屠杀之后不久，多家民间慈善机构参与，亲点受难者尸体得出的数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倾毕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数据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专文论述此事，指出30万之数来自于四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第二条渠道：市民群体共收埋尸体4.2万余具；第三条渠道：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第四条渠道：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数万具——除了最后这一条是估算之外，前三条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否定过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辞条上写得清楚：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因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并附有注解。
但一般公众不会关注这些历史事件。1990年代两位美籍华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一是美籍华人画家李自健1992年创作的历史巨画《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引起轰动；二是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译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两位美籍华人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之作，当然在中国引发一段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热，出版了不少书籍，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都是那段时期翻译出版的。但那时是传统媒体时代，发言有门槛，媒体能够发表的当然都有质量的讨论，讨论者都有学养且认真做过研究，不象自媒体时代，完全没阅读过相关史料的网友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宋庚一说的“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被不少历史虚无者当作证据引用，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史实如下：国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颁发。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当时根本没有身份证。
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后的《户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网上流传的没有年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复印件》第四章有关身份证的规定，应该就是这本细则中的一页。1947年5月，民国政府开始制作双页折叠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证，发给18岁以上国民。[i]2013年，中国网上曾登载过这条消息，登载之时，纯粹是历史发现，没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言论思想管控的“无知之幕”下。在中国，这种“无知之幕”养育了两类人，一类是中共需要的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小粉红，一心要维护党与政府；另一类是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的国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国尽快崩溃。前者是国内微博世界的主力，后者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者的主力。
[i] 《江西现罕见“民国”一代身份证：登记有指纹符号》，中国新闻网，2013年09月06日（https://chinanews.com.cn/sh/2013/09-06/5255972.shtml）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12月22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122220211246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