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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西藏不断发生僧侣自焚抗议的悲剧。3月23日，人民网指达赖喇嘛煽动藏人自焚并向藏民传播纳粹思想。此前中国卫生部官员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自死刑犯，让人联想到法轮功多年来的指控：器官移植的供体有不少来自不明不白死去的法轮功学员。所有这些都让人清晰地看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之紧张程度，而且这紧张不限于法轮功，还包括藏传佛教、新疆的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与天主教。
面对这些矛盾，无论是北京当局还是中国人（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这一角度理解。大多数汉人都在想：我们给了少数民族许多经济上的帮助与政策上的优惠，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对待法轮功，许多人干脆除了重复北京宣传的那种“邪教”说，甚至不愿意多花点时间倾听一下其呼声。这种内涵上与官方相近的态度，源于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20周年。年轻一代论及邓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差点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讲话让改革开放再度焕发生命。
“南巡讲话”对中国人的疗伤效应
1990年代初期，由于“六四”事件的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政治方面人们如惊弓之鸟，经济方面乏善可陈。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确实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阴沉之气。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深圳通过公开与小道两条途径流传的各种消息。当时的中国，最害怕重归“鸟笼经济”的是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而某位政治高层那句“要将万元户整得倾家荡产”名言，虽然未公之于世，但却不胫而走，遐迩皆知。正是在此情况下，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这30多天当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讲话”让中国人知道“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特区要办下去，内地也要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还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
此后，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民掀起“经商潮”，知识分子忙赶“下海潮”，一句人人会说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外资的大量涌入，就是始于90年代“南巡”之后。从那以后，邓一手缔造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势头，不仅保持10年而无起伏，还为江胡两代尤其是江时代那看似鲜花着锦似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毋需否认，邓小平是他同时代共产革命领袖级人物中走得最远的人。与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相比，尤显其眼光之洞达与开阔。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更何况邓小平作为中共当时的实际掌门人，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党的核心利益执政权考虑。这一点注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为了中共一党利益，留下了种种通向腐败的制度管道，以及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改革难题。
种种迹象显示，中美婚床正在迅速裂开，而且在短期内并无弥合可能。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亚太峰会上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强硬讲话及亚太九国TPP协议中国“未获邀请”之外，更重要的方向性指标是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年度报告。报告共列出了43条建议，第一条建议就是，美国国会应委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对现行对华政策开展评估。
我注意到该委员会主席William Reinsch特别指出，美国已经意识到，指望中国彻底融入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切实际的。这一说法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幻想已经破灭。
梳理一下中美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特别是回想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三年对华外交，一定让人感概万千：奥巴马在其任期的第一年访华回来两手空空，欧美舆论称其“向北京叩头”；这次在夏威夷亚太峰会上对华讲话强硬，国际媒体称其“揪住中国的衣领”。从“叩头”到“揪住衣领”，这三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先得简单交待决定中美两国关系走势的美国因素。以美国而言，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三支政界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克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这两支力量构成“拥抱熊猫派”的主体，是近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力量。近两三年美国金、产两界对华态度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摩擦也日益增多。
第三支被称为“敲打熊猫派”（由蓝队与弑龙派演化而来），以强调地缘竞争的五角大楼为代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支力量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来看处于衰退状态，直到近两年势头才变得稍旺。与之相应的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也发生同步变化：美国太平洋舰队本世纪零年代中期不得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去年又在东南亚国家的吁请下回归第一岛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