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hrichina.org/cn/crf/article/6413
日益频繁的社会抗争事件，以及经济不景气，不仅使各地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使中国政府的维稳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境地。
“维稳”的庞大支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国各地政府对资源过度抽取，导致民间社会反抗直线上升，群体性事件逐年增长：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为124,000起，2009年高达28万起。
中国的社会反抗类型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房地产与石油重化工业、矿...
Read more →2012年8月9日是谷开来案件开审之日，虽然有挺薄熙来的左派网民呼吁组团往合肥声援，但从公布的谷开来受审罪名来看，政治权斗与意识形态纷争的色彩从表面上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
由此带出一个问题： 90年代末期开始崛起的新左派，是否会在薄熙来失势之后淡出中国政治舞台？
我的看法是不会。因为新左派最初是借助于权力的呵护而窜红，直到2010年中国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由一些高官出面否定了“中国模式”之后，这个团队才投靠左派的“精神首都”重庆。老左与新左试图以重庆为基地，实践所谓“社会主义3.0版本”。重庆薄督虽然政治上失利，但中国政治对左派与新左派的政治需要仍然强劲，这种...
Read more →说明：本文涉及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热心于政治、社会事务并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群体，那些虽然依附在体制上、但只埋首本职工作的不计在内，因为他们从来未曾主动想过要如何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
最近发生在吴法天身上的约架事件，起因是在什邡事件上，吴为党与政府做帮闲做得太过于无耻。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自己时常在想、却不想下笔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一、从毛皮关系到精神独立的尝试
如果要为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梳理一个大的脉络出来，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1976年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与中...
Read more →主张“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米奇尼克来了一趟中国，提了一些建议后又走了。在他来说，只是与异国人士的一次交谈。但由于这些建议被上升成中国今后和平转型的指南，因此成了“圣物”。一些对米奇尼克开出的转型药方有不同意见的国内人士及海外政治流亡人士，因为对米氏建议――“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要对共产党保持“想象力”等提出批评意见，因此最后酿成一场局部性的风波。由于这种争论今后还会发生，我想将这次争论涉及到的一些要点写出来，留为今后参照。
一、有关米奇尼克北京之行讨论概述
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双方称之为拥米派与质疑者。这次思想对垒留下了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文章...
Read more →――有关米奇尼克中国对话的几点思考
最近，波兰民主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论的倡导人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及维权人士开展了两场对话（一次座谈与一次推特对话）。从两次对话的内容来看，我感觉与其说让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进（包括本人在内）在这次对话中找到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还不如说让大家看到了波兰与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巨大差距。有时候认识差距也是一种必要，因为只有认识到差距才会知道他人的经验有多少可资借鉴。
米奇尼克在两场对话中主要是答问，思路随问题而生，比较零散。但其中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实现非暴力转型”，其...
Read more →近几年来，“维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天天念叨的“二字经”，也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附着在这条粗大产业链条上的从业者，除了正宗的专政工具公安（国保）、武警、国安之外，还有为数庞大的官僚体系编制之外的保安、“五毛”与线人等。维稳费用更是高昂，据说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虽然未公布这些费用的具体投向，但根据常规，公安、武警等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制内”养人费用不会计算在内。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多了一门中国特色的研究，即维稳课题研究。
但中国政府的“维稳”思维存在一个被有意忽视的逻辑盲点，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肆虐与民众权利被褫夺，中国政...
Read more →今年适逢中共建政60周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是为一甲子。中共正为自己开列长长的庆功清单，欢呼自己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评价中共建政60年的成就可以选择多个角度，但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共革命的初始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 平等的社会”来考量。因为这个口号既是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标示自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确性与道德高尚性的革命目 标，更是中共建政全部合法性所在。
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Read more →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让中国过剩劳动力与国际过剩资本相结合的“引进外资”政策，到2008年外商大举撤资，中国吸引外资正好经历了一 个驼峰型变化，其中2007年是驼峰的最高点。这一年，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达7,630亿美元，世界 500强中有480余家到中国投资，不少国际金融巨头还成为注资中国银行业的“战略伙伴”。不少外商为了落户中国，被迫向负责外商投资审批的各部官员行 贿，如商务部官员郭京毅、邓湛、杜宝忠及国家工商总局官员刘伟等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贿而聚敛大笔财富。面对这一“成绩单”，中国政府认为本国成了世界 各国资本向往的投资宝域。Read more →
《瞭望》杂志于2009年6月1日发表文章，声称“美国霸权衰落与自由主义式微，导致全球乱象丛生，世界不断沉沦”，要“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
“中国主张”之说，让我想起了去年12月20日－21日北京大学举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的重心是要从理论上为缺民主、无自由的“中国模式”赋予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中国主张”则比“中国模式”更进一步，即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推广到国际社会。
在《瞭望》发表这篇“以‘中国主张’推动和谐世界”的同时，全球各地正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20周年，政治民主这一话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纪...
Read more →2008年，中国在纷至沓来的天灾人祸中一路踉跄行走，让中国政府一直引以为傲的“经济高速发展”更是衰相毕露。用“殇”、“乱”等字来概括 2008年，并将其与1976年相比，则表达了中国人对未来前景的深刻担忧。胡锦涛在“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清晰地宣示了中共决 策层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不折腾”三字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对“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失去一切特权与对特权的保护；“后退”，则意味着对私有 财产的绝对排斥，这绝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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