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曾是中国媒体2002年至2003年集体追捧的“地方政治改革明星”，其治理经验一度被看作中国政治改革经验，吕日周更被写成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李向南”。至于其治下子民对其治绩的评价，则以涵义不明的“有争议”三字来概括。但就在4月23日，北京《新京报》登了一篇题为“弓中甫‘诬告陷害案’调查始末”，让人从中看到了“威权统治”滥用权力的黑暗面。 弓中甫案起因是弓在2001年检举揭发长治市提拔干部时的一些弊端。在当今中国，类似弓中甫案的案由案情具有普遍性，不少地方均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在 […] Read the rest

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经验日益丰富，终于形成了对人们识别谎言能力的新挑战，尤其是当这些谎言包裹于“学术”或者“调查研究报告”的外衣之下，一般人更是无从辩识真假。于笔者而言，以前从未想到过民主国家的个人或机构与中国的学术合作，以及这一合作产生的“学术成果”会存在真实性的问题，但由于近两年见到的这类充满虚假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于是就开始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 这些充满虚假的学术成果大多以“问卷调查”为分析基础，最后以“调查报告”形式发表。按常情，这种“调查报告”应该最能反映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 Read the rest

台湾的3•20大选以后，因为蓝营不服绿营以微弱票胜出，弄出一大堆风波。而中国政府立刻非常“智慧”地从中找到了对自己最有用的宣传题材：民主政治导致危机。 在中国政府操控下，中国媒体（包括在海外由中共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媒体）对台湾选情的报道非常富有选择性。由于必须奉行中宣部的“宣传纪律”，中国媒体只能逐一照抄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文章，不断发表各种不利于绿营的消息，比如“枪击疑云”、蓝营示威、台湾人民反对绿营当选、海外华人支持蓝营、美国迟迟不发贺电之类。除此之外，这次的新宣传题材还包括“台湾的民主 […] Read the rest

2004年1月中旬，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在“两会”期间发言中向社会吹风，表示河北省地方政府有意赦免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的“原罪”。其实，刘金国在谈话时有意隐瞒了一个事实：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制定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一红头文件被河北政法机关干部称为“30条”。2004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号文件批转了“30条”。 按照中国政治习惯，一个省有如此大的动作，事先一定要与中央有关领导“通气”商量，获得默许，否则就是借 […] Read the rest

2003年当中，有关中国富豪的消息大都不利，富豪将之归结为三重劫难：“富豪之疑，富豪之死，富豪之囚”。但最近两条关于中国富人的消息引人注目。 先谈第一条消息。2004年1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党组书记胡德平在“2004•中国新视角”搜狐年度高峰论坛上致闭幕辞时说，据有关研究统计，2000年底，中国国民个人的金融、企业、房屋建筑等资产已达38万亿元，公民的私人资产已占社会总财富的57％。 由于中国财富占有相对集中，社会私人资产的85％由占人口不到15％的富裕阶层占有， […] Read the rest

时值毛泽东逝世纪念日，关于毛的话题又多了起来。在历史人物的评价当中，歧异如此之大实属罕见：誉之者欲将一切桂冠加之于其上，毁之者则将其等于撒旦。一言以概之，中国还未走出毛时代的影子。 笔者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都“沐浴着毛泽东时代的雨露阳光”，那个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时代，笔者心里非常清楚。只是这一时代的各种历史罪错，从未获得认真清理。邓小平尽管对毛的“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但“投鼠忌器”－ 因为彻底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等于在法统上自断经脉。因此之故，毛后的中国政府只能采用一种 […] Read the rest

从去年起，中国政府与新富人的关系让国际社会猜疑不已：一方面，江泽民大张旗鼓地提出“三个代表”，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个代表中“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阶下囚，如华晨集团的董事长仰融，东北富商杨斌，还有号称“上海首富” 、名下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周正毅。这些雄踞富豪榜的中国新富们纷纷落马，于是国际社会想不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会将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级政协里面给他们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亲”；一会却又将他们作为 […] Read the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