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文章的标题其实想说的是：中国有多少个钱云会？自从关注中国的“圈地运动”以来，我就想了解到底有多少农民失去了土地。
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
Read more →最近中国宣布，在广东、山东等11省市取消城乡户口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做为户口登记的前提。对这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改革，人们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与评价。
对于这次姗姗来迟的户口制度改革，可以肯定的有三条：一是中国人从此以后，城乡户口再也不能成为划分社会地位的依据。财产、政治地位与职业的社会声望将成为确定社会阶层的主要依据。二是从此以后，迁入城市的原农民子弟就地入学，其居住地的学校丧失了收取高额赞助费的制度性理由――但在中国现在的特殊国情下，学校创收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没有了制度性理由是否就能够限制教育部门乱收费，也真是很难说。三是农民流动到城市，城市没有遣送他们的制度性借口。但随...
Read more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一件事是9月上旬披露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案。王斌余兄弟两人向包工头讨要一年半的3,000多元血汗工资而不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而连杀四人。另一件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9月14日在联合国总部宣布，中国将免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在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等五大支持举措。
两场社会戏剧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卑微如尘埃的社会最底层、被社会无情抛弃的可怜人...
Read more →岁月徜恍迷离，1982年我做了些什么？ 因无记日记之习惯，竟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却至今印象清晰，因为它最后促使我改变了治学道路。
1982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这年冬天，我与16个同学去湖南省常德市下辖的蔡家桥镇中学参加教学实习，由我带队。那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在三湘四水间素有“金常德、银益阳”之称。我们去的虽然是个镇，但物产之丰富，每天从镇上赶集的农民所卖的土特产中就可稍见一斑。
我们借住在镇政府的一栋旧平房里，每到下班之后，镇政府那两层楼的办公楼里就人去楼空，只有炊事员周师傅留守在院子里，未免有点孤单。
周师傅其实刚过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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