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已进入救灾善后阶段，与十年前中国长江洪灾发生时当局的危机处理机制相比，可以度量这十年内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 所谓“社会进步”包括几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思维与管理能力，民众的社会参与及对外开放程度。 从政府的管制思维与管制能力来看并无变化。还是老一套，比如国务院总理赶赴现场指挥，军队做为救灾主力，政府仍将“牢牢掌握舆论引导权”当作“危机处理能力”的主项，媒体基本上都在表达党与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展示国家的动员能力，如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只是1998年网络未普及，有关灾情的 […] Read the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