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已进入救灾善后阶段，与十年前中国长江洪灾发生时当局的危机处理机制相比，可以度量这十年内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 所谓“社会进步”包括几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思维与管理能力，民众的社会参与及对外开放程度。 从政府的管制思维与管制能力来看并无变化。还是老一套，比如国务院总理赶赴现场指挥，军队做为救灾主力，政府仍将“牢牢掌握舆论引导权”当作“危机处理能力”的主项，媒体基本上都在表达党与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展示国家的动员能力，如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只是1998年网络未普及，有关灾情的 […] Read the rest

12月下旬印度洋发生海啸以后，向海啸灾难提供援助的各捐赠国之间好似一场“援助竞赛”。美国提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共同组成救灾“核心团体”。中国官方舆论在指出美国出于政治目的援助南亚受灾地区的同时，非常起劲地鼓吹自己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展开“救灾外交”，并表现了“中国式关怀”。每天充斥中国报纸重要版面的全是中国如何援助南亚各国，南亚各国如何感谢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如何高度赞扬中国政府的消息。与毛泽东时代异曲同工的是，援助外交又成了“政治任务”，各界人士竭力向媒体展示自己如何完成政府下达的国际援助 […] Read the rest